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走完二万五千里征途。长征期间，国民党当局封锁红军消息，长征的真实情况很少被一般读者所了解。天津《大公报》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持续记录了红军的战略转移进程。《大公报》刊载了六百余篇涉及长征的报道，涵盖消息、评论、通讯、游记、访谈等多种体裁，留存了言论界对红军长征的观察、分析与预判。《大公报》的报道，打开了一扇透视长征的窗口。

　　一、《大公报》完整呈现

　　红军的战略转移轨迹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25日，《大公报》刊发广州、厦门专电，明确报道中央红军于10月21日向赣南突围，与国民党南路军在安远激战的行动。10月30日，通讯《朱毛大举突围 南路一度激战》报道中央红军向信丰、南康方向冲出封锁线的悲壮场景。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大公报》持续报道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强渡乌江、进驻遵义、于川黔边赤水一带回旋、渡金沙江、过大渡河，从赣南挺进川西的情况。

　　《大公报》对其他各路红军的长征情况也给予关注。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西征后，《大公报》持续报道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一带的行动情况。1935年8月12日，报道该部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陇南，“冀与朱毛徐等合股”的情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大公报》发表张季鸾的旅行通讯《川黔之行》，翔实记载国民党军队战败，红四方面军胜利渡江的情形。1935年5月，《大公报》持续追踪红四方面军西进茂县、理番等地，控制岷江两岸的动向。《大公报》自1935年11月28日起，持续报道红二、红六军团自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经湖南、贵州、云南，横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长征轨迹。

　　《大公报》的电讯，大多来自国民党的“中央社”，着力彰显国民党剿灭红军的战功。《大公报》未被误导，而是结合各地专电与特派员通讯，综合报道各路红军的长征情况。中央社电讯宣称已“击溃”红二十五军并且“肃清在即”，《大公报》发表社评《论陕乱》，直言红二十五军“迄未扑灭”。张季鸾的《川黔之行》指出，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的势力“还要大一点”。《大公报》成都特派记者发回的专电指出，中央红军“以数万之众，结果只剩六七千人”。中央社宣称，最晚出发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做最后的挣扎，《大公报》于1936年1月28日刊发短评指出，该路红军“进窥贵阳不止一次”，可以证明“迄今还有相当力量”。

　　《大公报》详细回溯红军长征的关键战事，深入分析红军长征的战略意图。1935年1月16日、17日，《西南匪祸之观察》根据红军行军路线推测其兵力部署，指出：中央红军从赣南到黔北的行军路线与此前红六军团“几乎如出一辙”，因此，红六军团为“前锋”，中央红军为“后续主力”。1935年6月21日，《朱毛窜渡大渡河之经过》介绍了红军利用川军刘文辉部与当地土司的矛盾，争取当地人备船相助的情况，并分析红军渡过天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行了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的民族政策。

　　二、《大公报》积极研判

　　红军会师后的局势变化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8日，《大公报》发表成都特派记者汪松年的《川西剿匪军事之形势》，推测红军只是利用四川金川、小金之险阻作暂时休整，其最终意图是北入甘青，“打通国际路线”，寻求苏联的帮助。

　　1935年7月至9月，《大公报》发表了二十二篇关于陕北红军发展态势及红二十五军在陕北行动情况的报道。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哈达铺从搜集到的报纸中知晓陕甘苏区蓬勃发展的情况，决定北上与西北红军、红二十五军会合。马文瑞等红军指战员书写的回忆录与张闻天等重要领导人发表的文章皆指出，《大公报》的报道为中共中央落脚陕北提供了重要参考信息。

　　1935年9月16日，首先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17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整编为红十五军团。1935年10月15日，社评《再论陕甘军事》指出，红二十五军自延安向西南移动，“显为迎毛泽东”“陕北陇东，已成一个战线”，预判红军主力在陕北会合的战略布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并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5年11月7日，《大公报》刊登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访谈，澄清外界关于红军全部入陕的传闻，指出：到达陕北会师的仅为毛泽东、彭德怀所率五千余人，红四方面军主力仍据川西北懋功、丹巴一带。1936年7月25日，《大公报》报道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已于四川甘孜会师，正分路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情况。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宁夏将台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10月19日，《大公报》报道“徐毛朱萧贺合股”并“在会宁之马营”召开庆祝大会的情况。10月至12月，《大公报》连载特派记者的旅行通讯《陕北收复赤区视察记》，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各县的活动情况。12月3日、4日，《大公报》刊出《由绥德到瓦窑堡》，叙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中央机关的过程。12月17日、18日，《大公报》刊载《陕北共党发生经过》，系统梳理1923年至1936年陕北共产党发展与建立政权的过程。

　　三、范长江的旅行通讯

　　深化了《大公报》的长征报道

　　1935年5月，《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从天津出发，溯长江抵达成都，7月14日开始西北采访。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范长江在《大公报》发表了二十一篇旅行通讯，其中有十一篇涉及红军长征。他途经的江油、平武、松潘、岷县、平凉、庆阳、天水等地，与红军的长征路线多处重合。7月19日，《大公报》发表范长江第一篇涉及长征的通讯《成都改观了》，报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的局势。《大公报》于9月13日、14日刊出范长江基于实地采访写作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这篇通讯首次在国统区公开使用“红军”称谓，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范长江基于实地勘察，综合政治、军事形势与地理状况，深入分析红军战略。《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逐一剖析红军北上的五条可能路径，判断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进一步分析红军未来根据地的选址必有三大条件，即可直接获得苏俄接济、可战可守不受环攻、经济富厚可以自给，据此判断红军将进入河西走廊。

　　范长江深刻呈现了红军长征途中的种种斗争。人与自然的搏斗最残酷，《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以长征亲历者的口吻讲述草地“下脚即陷一二尺”，夹金山“人人头昏，滑倒地上，立即死去”的情况。《红军之分裂》细致呈现毛儿盖会议后，毛泽东与张国焘在白龙江边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路线之争。《陕北甘东边境上》记录了彭德怀集结五千饥疲之师反攻，使追击军“进退失据”的情况，尽显长征的复杂性以及红军的坚韧。

　　1936年1月，《松潘战争之前后》一文指出，“中央苏维埃已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中央红军的主力，亦由中国的东南转到西北的陕北上来”，精准概括了长征令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新生的历史转折意义。

　　结 语

　　从1934年10月25日至1936年12月18日，《大公报》没有受制于时代局限，在国统区出版的报纸上持续报道长征，并公开用红军代替了“共匪”“赤匪”等称呼。特派记者范长江的实地考察通讯，理性分析红军的发展根基与战略抉择，还原红军长征的复杂历史征程，有效提升了《大公报》对红军长征报道的真实性、思想性。《大公报》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完整呈现了中国工农红军从赣南突围到三军会师的壮阔图景，也为中央红军决定长征落脚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参考，其历史意义清晰可见。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研究（1903—2025）》（25AXW00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