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我们党的哲学依据，是中国特色史学的旗帜与指南，离开了唯物史观，史学就会迷失方向，背离了唯物史观，中国特色史学就会失去根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审视并高扬唯物史观的旗帜，对于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于增强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依据，是中国特色史学的灵魂

　　历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记载，是前人一定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的历史概括，是研究总结人类社会历史，乃至某个民族、某个阶级、某个国家、某个领域、某个阶段、某个方向、某个环节、某个人物、某个思想的学问。而历史观则是人们对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历史观决定历史学，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学。历史学又为历史观提供材料和知识前提。在阶级社会，任何历史观及历史学都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带有鲜明色彩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正确的历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如同灯塔和镜鉴，可以指导和诫训人们认知过去，把握现在，开创未来。

　　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在社会历史领域，尽管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具体社会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甚至有重大意义的阐述与判断，但从根本上、总体上还存在偏见与缺陷，社会历史领域长期被唯心主义历史观所垄断、所统治。人们要么把历史变迁归结为帝王将相的个人意志，归结为“圣人”的德行或“暴君”的恶行；要么归结为“天命”“天意”或“绝对精神”的自我演绎。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旧的历史观总是“至多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揭示这些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在以往的视野中，历史仿佛是一团乱麻，无规律可循，人类社会的发展，被描绘成一幅充满偶然性的灾难图景，相当的历史研究长期沦为“神学的婢女”或“政治的附庸”，无法解释社会发展的真实逻辑。

　　唯物史观的创立，彻底改变了这一被动困局，它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认识历史规律，改造人类社会的道路，赋予历史学以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南。它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这一发现使人类第一次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了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根本动力；它揭露了人类社会的过去，认清了人类社会的现存，预测了未来的走向，揭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和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把唯物史观这一最精良的思想武器，提供给变革旧世界的工人阶级。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的诞生，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将人类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长期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地选择了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据，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社会的性质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所决定的。

　　自所谓康雍乾盛世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败期，社会危机急剧加深。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中国的进步人士坚韧不拔地寻求解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的办法与途径。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林则徐禁烟、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没有一个途径可以解救中国。怎样才能解救中国，振兴中华，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武装。毛泽东同志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唯物史观是科学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状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矛盾，搞清楚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同盟军、谁是团结的对象，从而制定中国革命正确的战略策略、路线方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可靠、最正确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把振兴中华的最低纲领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结合起来的，唯一能引导中华民族走上康庄大道的领导力量。它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蔡和森与毛泽东同志在通信中探讨建党理论时，就深刻认识到唯物史观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一论断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以科学世界观、历史观武装起来的政党，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旧式政治集团、政治团体。

　　回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唯物史观的伟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状况，分清了敌我友，确定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路线，制定了先领导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两步走”战略，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敏锐地洞察到原有体制的弊端，作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持续地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胜利更是唯物史观的伟大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唯物史观，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偏离唯物史观，事业就遭受挫折。从苏共垮台的教训中，更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苏联的失败，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放任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最终导致了思想混乱，政权瓦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在新时代坚持唯物史观，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夺取新时代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唯物史观使中国传统史学焕发新的生命力，催生了中国特色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遗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史传统，既有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强调“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也有鉴往知来的资治意识，强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还有文质并重的表述风格，以及注重考据的朴学传统……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史学的瑰宝，也是中国特色史学的源流。

　　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史学在本质上并未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无论是“天命观”，还是“英雄史观”，都无法科学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在传统史学的视野下，历史被归结为王朝的兴替、道德的高下，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变迁，阶级斗争于阶级社会的作用，往往付之阙如。

　　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式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中国共产党及先进知识分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史学转变的指引者和开创者，为中国人民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依据。早在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状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了全面精辟的剖析，分清了敌我友，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历史依据、理论基础和战略策略。

　　1939年，毛泽东为干部教育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他在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认为，中华民族同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一样，遵循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新形态”说所展现的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已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指出，如果欧美国家不先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把中国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国家和民族地区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任意瓜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也可以与欧美国家一样，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世情的变化和中国特殊的国情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路径。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述既是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史学依据，又是一部最经典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正是唯物史观的传入，使中国史学发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唯物史观，如同获得了一把打开中国历史迷宫的金钥匙。他们开始用全新的唯物史观眼光审视中国历史，从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形态演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变迁和规律，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激活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基因，创立了中国史学马克思主义学派，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李大钊先生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史学要论》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宣告中国史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诞生。他明确提出，历史“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他将历史研究从故纸堆中解放出来，赋予中国传统史学鲜活的唯物史观真理的生命力。郭沫若先生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同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的演变，打破了传统“国学”的旧框框。他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结合文献记载，不仅证明了唯物史观适用于中国，更将中国古史研究推进到了科学化的进程。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社会史、思想史，推出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等，无不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构建中国历史叙述体系的典范之作，铸就了中国史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大厦。

　　唯物史观的引入和运用，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赋予中国传统史学以真理的科学性，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向。它将历史的最终动力从“天命”“理念”或“人心”转向了物质生产；将以往历史研究的起点从抽象的人性、理念、上帝等精神性的原因出发转变到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将传统史学关注的中心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了人民群众；从以往历史循环论、文明冲突论等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直接决定作用的观点转向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观点上来，使历史研究具有了科学的方法论。

　　唯物史观要求我们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看到历史的必然性，也看到历史的偶然性；既要看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又要看到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既要看到经济的基础作用，也要看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入手分析和认识社会问题。它反对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主张在动态中，从宏观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

　　正是由于注入了唯物史观的灵魂，中国传统史学才得以实现脱胎换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史学。中国特色史学特就特在首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这一特质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任何史学的根本标志，是保持科学性、人民性、战斗性的根本保证，更是走向未来，创造新的学术辉煌的内在动力。中国特色史学不是对传统史学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对西方史学的盲目照搬，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史学相结合的唯物史观武装起来的新史学。它既有别于传统的旧史学，也有别于西方的各种史学流派。它最大的特色，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种“特”，是理论品格之特，是世界观之特，是价值观之特，也是方法论之特。

　　三、必须在当代史学领域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当代中国特色史学正处于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期，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历史研究领域已呈现出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复杂局面。是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还是任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泛滥？这是一个关乎根本、关乎方向、关乎旗帜的重大原则问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代史学领域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含糊。这并非老调重弹，而是基于对历史学本质、当前形势以及学术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第一，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由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的。历史学从来不是冰冷的史料堆砌，它总是服务于一定的阶级和社会的需要。西方某些学者总是鼓吹“价值中立”，“纯客观”的史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在历史研究中站稳人民立场，从党和人民的视角评判历史是非，总结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立场。如果放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史学就可能沦为为少数人利益辩护的工具，甚至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

　　第二，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确保史学研究科学性的根本保证。史料是基础，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灵魂。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再丰富的史料也只是一堆零散的“断烂朝报”。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整套科学的历史观的观察眼光和研究方法，它强调从社会存在出发，解释社会意识，从经济基础出发，理解上层建筑，从矛盾运动出发把握社会发展。它要求我们不仅要知道“是什么”，还要探寻“为什么”和“怎么样”；不仅要考证史实的真伪，还要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出现了所谓的“碎片化”研究倾向，一些学者沉迷于细枝末节的考证，热衷于微观史学而放弃了宏观叙事，实际上这是对历史研究使命的逃避，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强调从整体上，从联系中把握历史，强调通过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系统分析来理解具体历史事件，这对于克服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和浅表化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第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应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有力武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尖锐。在史学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其危害尤为严重，同时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史观、新自由主义史观、文明冲突论等，也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试图解构我们的历史认知。这些错误思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否定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否定阶级分析、否定社会革命、否定唯物史观，从而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面对这些思潮，如果我们在历史观上缴械投降，就必然会在思想上陷入混乱。只有拿起唯物史观这个锐利武器，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清这些思潮背后隐藏的政治图谋，从理论上彻底批判其谬误，在斗争中捍卫真理。

　　第四，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推动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唯物史观不是僵硬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随着时间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不是让人们死记硬背经典著作的词句，而是要学习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史学研究领域，也有个别人打着“创新”的旗号，离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顾历史客观事实，搞哗众取宠的噱头，宣传什么“新资料”“新发现”“新见解”“新名词”“新观点”，实则贩卖历史虚无主义私货。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我们才能拥有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源泉。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中国特色史学必须承担的战斗任务，也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是学术之争，更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主义之争、政治之争、道路之争。为什么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领域如此顽固，甚至在某些时候还很有市场？这是因为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深层的世界观根源和方法论错误。从哲学基础上看，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史观在当代的变种，它或者夸大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或者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或者宣扬英雄史观，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或者鼓吹抽象的人性论，否定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从表现形式上看，它往往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极具欺骗性和迷惑性。从传播方式上看，它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有时甚至裹挟民意，制造舆论混乱。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坚持历史的客观性，用事实说话，要用扎实的史料、严密的逻辑，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回击各种歪曲和污蔑；必须坚持历史的整体性，把握主流和本质，分清主流和支流，充分肯定成就，科学总结经验教训引导人们从整体上把握历史，认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看清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能被其所谓的学术公正的外表所迷惑；必须坚持联系实际，增强历史自信，把历史的真实逻辑讲清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讲清楚，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认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包括“第二个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增强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掌握历史研究的主动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要继承和发挥中国史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先驱们所开创的优良传统，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自觉地将唯物史观贯穿于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各个环节全过程，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上，为人民传史，为时代立传。

　　（作者为南开大学终身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