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指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最近党中央决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风腐同查同治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规律性把握和学理性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进行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彰显了党对新征程上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高度清醒。知其理，方能得其法。把握风腐同查同治的机理是实践上更好落实的前提和保障。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根共生

　　作风一般指做派和风气，是个体或群体表现出的行为习惯、特点和倾向。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等的表现，是全党在各方面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态度和行为。它源于党性，形成于实践，表现为行动。党的作风是体现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鲜明标识，是密切党群关系、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必备要素。党内不良风气和行为违背党的性质、宗旨、纪律和优良传统，损害党和人民利益，影响党的发展。腐败是对公权力的滥用，是依赖公权力的谋私行为，是公认的社会毒瘤。共产党人夺取和建设政权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如果对公权力和自身职责定位错误，缺乏相应的教育、约束和反思，在行为的选择上就会滑入所谓人情、私利的泥沼而不自知和自止。

　　从外延上不正之风大于腐败，但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正之风往往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是腐败产生的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无小事，可以说腐败起初往往都是从作风失范、不讲规矩、违反纪律开始的，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的时刻。现实中，围猎者也惯于从侵蚀行使公权力的人的作风，引诱其私欲膨胀入手。腐败分子，无论是“大老虎”还是“蝇贪蚁腐”多是从突破作风和纪律要求开始的，其腐败行为无论如何伪装粉饰，也常同不当言行和作风伴生。因此，不正之风与腐败在根源上是对共产党的党性、对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处理公权力和私欲认识不清或者明知故犯，背离了党性原则，其最终后果都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败坏党的形象和威信，破坏党群关系和政治生态，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主义事业。由风及腐是规律，由腐纠风，风腐同查同治，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治本之策。

　　不正之风和腐败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党和国家的重要场域

　　马克思、恩格斯注重党的作风和腐败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曾预见性地认为，并不是建立没有剥削的政治制度，权力滥用和腐化现象就自然消失了，提出官员要履职尽责，禁止额外收费和索取。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明了与其他政党的区别，还在章程中规定了盟员的思想行为规范，如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此后，针对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形式主义，马克思表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慨叹自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他肯定巴黎公社“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公职人员是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提出要防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将“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的做法界定为机会主义，认为这种机会主义比其他机会主义更危险。

　　这些论述涉及他们对腐败产生和如何根除的分析设想。他们认为，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进而利用国家权力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并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腐败的基础，阶级对立产生后，“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为了个人特殊利益，国家权力异化为国民中“特殊的”“富于权势的”少数人特权，国家成为特权官僚进行腐败的工具，所以，打破旧的剥削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并完善由人民真正掌握权力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也是铲除腐败的途径。历史上因脱离群众、腐化堕落人亡政息的不胜枚举。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风腐同查同治是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维度对政党和国家学理性认识深化的当代表述。

　　不正之风和腐败同查同治是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总结

　　百年来，我们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走出了一条风腐同抓共管的路。1926年《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就指出，跑到党内的投机分子在个人生活上表现出“极坏的倾向”，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贪污，对有这些行为者务必清除出党。在苏区毛泽东指出，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共产党人的天职；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开展了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查办了谢步升、左祥云等案件。1937年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应有的作风，即“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1940年提出以“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查办了肖玉璧等案件。提出“两个务必”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三反”运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查办刘青山、张子善案。改革开放后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以整治“四风”徙木立信，严纪律、强制度、大力反腐，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提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将反腐败作为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形成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

　　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针对不正之风和腐败交织明显、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不断升级、腐败助长甚至催生不正之风等特点和铲除滋生腐败土壤条件的目标，点明风腐一体，决策以同查同治阻断风腐演变，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协同联动的政治生态分析研判机制，是长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总结，体现了治理大党大国的智慧。

　　（作者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群团教研部教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