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南缘的水汇成无数条清溪，带着北塞粗犷的地气又汇成河流，一直汇入渤海。借得北山水，千载能洗船。这些河流在历史上不断经过人们的疏导沟通，形成舟楫之力、灌溉之资。州河、泃河出山以后，分别穿过翠屏山、黄崖关，在蓟州南部的下仓汇成蓟运河。历史上这条河帆影幢幢，连山接海，在天津漕运史上曾写下浓重的一笔，是天津河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在三国时期曹操东征乌桓，开凿泉州渠，以及凭田畴指引路得以凯旋；还是在唐辽时期，杜甫的“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以及蓟州独乐寺的始建与重建，都和蓟运河有关联。到了明朝，蓟运河（当时称运粮河）成为镇守蓟镇长城将士粮饷的主要运输通道，据明嘉靖年间《蓟州志》记载：“蓟州粮饷之需大抵取给于江淮，是以大河诸卫，岁运二百六十余艘，直抵蓟州，为仓而贮之以便支用。”江南的粮食通过漕船海运至北塘，再沿蓟运河北上至白龙港码头，即州河与泃河的交汇处，因海船大、吃水深，不能再往北行进，就在白龙港这里卸船入仓，等待转运北上。按照漕运主事的安排调度，将漕粮转运至平底船上后再沿州河北上，直接运往蓟州城南的五里桥码头。

　　白龙港和蓟州南五里桥都是当时的漕运码头，位置非常重要，既是漕运的码头，也是中转站，还是重要的仓储基地。白龙港与下仓镇隔河相望，之所以叫这个名字，与河流水脉有直接关系。前述《蓟州志》记载：“白龙江（港），在城南七十里沽河草桥，诸水皆会于此。相传昔有龙腾于此，因云。又名潮河，以海通潮，故也。”因为地处州河与泃河的交汇处，又是蓟运河的北起点，漕船往来穿梭、南下北上，人流物流皆繁忙有序，带动了周边村镇的经济发展。同前述《蓟州志》还记载：“蓟州仓旧在州南六十里白龙港，宣德间徙州南三十里，号曰新店仓，因名其地曰新仓。景泰元年，都御史邹来学徙于州城之北隅，令军卫有司，三分其工，而州居一焉。”也就是说，白龙港在明朝宣德年间以前建有粮仓，即下仓；宣德年间以后往北迁30里，成为新店仓，即今天的上仓。景泰年间，又在蓟州城北城墙内建仓，称为北仓廒，即今天蓟州区一中操场所在地。当时，蓟州仓通过运粮河运来的粮食数目很大：“边储，南京遮洋漕运一十三卫，应天、广洋、大河、横海、水军左右、扬州、龙江左右、江阴、长淮、高邮、淮安。例该全粮二十四万石运至蓟州仓，但每年粮数多寡不等。”（明嘉靖年间《蓟州志》）这些足以说明，明朝蓟运河漕运的规模还是非常大的。

　　明修长城清修庙。到了清朝开始在遵化修建东陵，陵寝建筑材料及官兵役匠并绿营兵丁所需军粮，也都依靠蓟运河、州河漕运供应，并在蓟州城南三里蔡庄子设有码头。为了保证漕运畅通，清康熙年间，每隔三五年都要对下仓至蓟州城南五里桥河道进行疏浚，以保不时之需。“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需米三万六百石，红驳船一百五十只，装载至蓟州五里桥”。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年），因州河泥沙淤积，河床阻塞，朝廷停止漕运，而季节性的民间商船由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后仍有航行。

　　曾经的蓟运河枢纽白龙港和蓟州城南的五里桥，虽然早已失去了漕运码头的功能，但因当年的漕运兴旺而载入史册，见证了蓟运河的往来帆影。历经时空变化，却也帆影留痕。两个地方过去都建有永济桥，以适应水路码头运输的需要。如今，在宝坻区霍各庄镇白龙港村的一口古井边，依然保存着清朝同治七年（1868年）的《重修白龙港永济桥碑记》，记载着蓟运河当年的繁华；蓟州的永济桥早已消失，现在桥的原址旁边，建起了蓟州新城大桥。新桥连接蓟州古城和新城，仿佛是历史的对接，更是州河漕运沧桑巨变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