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史，颇受文学影响。英国作家毛姆曾应邀开列“我心目中的世界十大好小说”书单，认为这些好小说太长，建议“省略已被时间削去价值的部分，只留下小说的精华，亦即具有永恒趣味的部分”。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特别是当下“碎片化阅读”时代，史书更有必要寻求“永恒趣味”。那么，历史的“永恒趣味”何在？答案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孙晓飞新著《临安之降：南宋士人的忠死、孝愚与隐遗》，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新样本。

　　悠悠中国史，无数改朝换代，最令人扼腕长叹者，莫过于宋元之变。因为，卓然于世的中原王朝第一次全然亡于更强大的新政权，且有某种咎由自取的因素。《临安之降》精心选择这样一个视角，以赵孟頫为线索前后贯穿，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串通北宋末至元初，将那冗长而散乱的变幻，集中于赵孟頫的所见、所闻与所亲历，别具一格。

　　赵孟頫的现代知名度不是很高，但颇有代表性。他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入元后却隐居不仕，不肯服务于新生政权。如果换个时代，很可能要命。例如朱元璋，他也要“野不遗贤”的美名，要拉拢隐逸做花瓶，特地写篇《严光论》，怒斥两汉之际的隐士严光即严子陵：“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如严光之徒！可不恨欤!”幸好严光没活到明朝。活在大明的夏伯启就惨了，因为他断自己一指以逃入仕，朱元璋杀了他，还理直气壮辩护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朱元璋：《大诰三编》）汉人在蒙古人面前站起来了，却在本民族的朱氏脚边重新倒下，而且是跪下，彻底趴下。

　　历史上的蒙军非常可怖，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不可忽略，从忽必烈开始，蒙古人发生了显著变化。学者注意到：“明军进入大都城，烧杀抢掠，一派野蛮行径。与蒙古兵不血刃进入杭州城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杉山正明：《中国的历史》）孙晓飞生动地描述：“恐怖蒙古”在儒家文化的细雨浸润下，正在悄悄地向“宽厚蒙古”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是军事方面，更重要的是建政后诸多方面。一个王朝跟一个人一样，总是变化着的，标签化很容易误读。这些年，我一直强调读史如观荷，应当重在看一个王朝是否华丽转身（有不少则是“丑恶转身”）。蒙元是这样一个好典型。赵孟頫不肯与新政权合作，有人举荐他出任国史院编修官，他也拒绝，醉心于书画。直到十余年之后，通过冷静观察，赵孟頫认为：方今天子圣明，四海之内晏然，无桴鼓之警，宿卫之士皆安居乐业，除其器械，足其衣食。

　　短短数语，简洁地勾勒出一幅盛世景象。这时，慕于赵孟頫文名，元廷真挚地邀请他参政，他欣然应允。如果不是由衷地认可元初的朝政，赵孟頫很可能会以一个温馨而浪漫的艺术家之名终其一世，成为另一个李白，或者苏轼。

　　官场难免尔虞我诈，对于“降臣”的信任难免有限。赵孟頫颇受器重，总有些人不放心，特地提醒别忘了他是前朝宗室。世祖听了大怒，反怼一句：“汝言赵子昂，岂家世不及汝耶！”如此，赵孟頫也就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大胆履职。有一次，百官研讨新法，赵孟頫认为此罚太重，与众臣激烈争执。赵孟頫坚持说：“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赵孟頫不需要夹着尾巴做人。

　　忽必烈大力“汉化”，某种意义上是对其民族传统之背叛，以至被他一些同宗视为离经叛道。据统计，宋末151名进士当中，出仕元朝者57人，占37.8%。赵孟頫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经武宗、仁宗至英宗，历四朝，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有一次，因为宫墙边的路不好走，赵孟頫差点跌落河中。忽必烈听闻，特地命人将宫墙移开二丈。元仁宗收藏赵孟頫夫妇及其儿子赵雍的墨宝，喜形于色说：“今后世知我朝有善书妇人，且一家皆能书，亦奇事也。”对于这位前朝遗民——汉臣——艺术家，元帝根本不当外人看，而引以为豪。赵孟頫生不逢时，还是生而逢时？

　　《临安之降》别出心裁，写出了一个王朝之变，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之变、人心之变，写出了“一家之言”，写出了历史的“永恒趣味”。临安之降，是宋室之降，也是非汉族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之降，是中华文明的一次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