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叶嘉莹先生相识是在1992年的夏天，那时她在南开大学讲学。其实在这之前，我就读过叶先生讲诗论词的文章，也读过她写的旧体诗词，觉得她既是研究古典诗词的著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两年后，我去美国，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儿田晓菲告诉我说，叶先生也来哈佛了，并和她合用一个办公室。这样我又见到了叶先生。没想到，这次一见面，叶先生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让我写一份晓菲小时候学的古诗的名单给她。我遵嘱抄了一份给她，她看后说：“这些都是精品，而且都适合儿童阅读，你何不加些注解，出一本书，作为儿童学古诗的读本，好吗？”我当时回答说：“我过几天就回国了，回去后我考虑一下吧！”当时这么答应着，其实心里并没想去做，一方面因为回去还要到文学院上班，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但文学院的工作一时还离不开我，返聘我再工作一段时间；二来我当时认为就是做了，是否有出版社接受，如要没有出版社接受，那不白忙活了吗？所以我回国以后，照常上班工作，早把这事置之脑后了。

　　忽然有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审王华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叶先生要和她一块来我家，商量那本书的编写和出版事宜，问我什么时间合适。此前几天，叶先生还说，她这次来津，任务艰巨，既要赶写几篇文章，又要编校书稿。就是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她还是念念不忘为孩子们编写这个古诗读本。从谈话中我才知道，叶先生如此看重这本小书，其着眼点不仅仅在于保存中国古典诗歌的宝贵传统，她关心的首先是对下一代的教育。叶先生认为，教孩子们从小诵读和吟唱古诗，是一种直观的、直接作用于孩子们心灵和品质的“渗透性”教育。这种教育方法可以弥补单纯的知识灌输带来的缺失，不仅学习文科的人需要这样的教育，就是将来学习理科的人，也需要这种教育来提高他们联想和直观的能力，这样才更有利于造就出富于开拓和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叶先生的这些想法，站得高、看得远，深刻独到，表述得又如此透彻，深深启发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惭愧。我比叶先生小了八岁，怎能让叶先生来我家迁就我呢？于是我给王华老师打电话，相邀一起去拜访叶先生，商讨编著这本书的具体事宜。

　　商讨的结果是：书名叫《与古诗交朋友》，这也是叶先生想出来的。古诗的选编、注释和解说由我来承担。叶先生则自告奋勇，承担古诗的朗读和吟诵，以便制成音带，作为教小学生读诵古诗的示范。这使我喜出望外，因为叶先生作为古诗词研究的专家，深谙古诗的格调韵律，她的朗读与吟诵，不同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朗读，更能体现古诗音节和韵律之美。叶先生还负责审校全部书稿，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钦佩，在百忙中，她还为这本书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给老师和家长们的话》以代序，一篇是《写给小朋友的话》。在这两篇文章中，叶先生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她对幼儿学古诗重要性的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关于这本书，我也提了一条建议，就是认为此书虽然是供孩子们学古诗所用，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很自然地会帮助孩子们去学习和读诵这些小诗；而家长又不见得对古诗都那么内行，所以是否可以对每一首诗写上一段“教读参考”，当时叶先生和王华老师都同意了这个建议。这样我白天去文学院工作，利用晚上的时间，每晚完成三首诗的作者简介、注释和“教读参考”的写作，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全部书稿。我交了书稿，叶先生和王华老师就忙起来了。叶先生要吟诵每一首诗，制作盒带（后来才改为光盘），而王华老师要从编审的角度，对每一句诗的解释、每一个字的注音、每一幅插图，都认真地研究，充分地商讨。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没有稿酬的计较，没有商业性的考虑，有的是思想的交流、学术的探讨，和为孩子们做点好事、尽点责任的共同心愿。而叶先生作为国际知名的学者、专家，在我们的合作中，始终是那么热情、那么谦虚、那么平易近人，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与古诗交朋友》一书出版后，不仅受到读者的青睐，而且也引起了多家出版社的关注，纷纷表示要购买这本书的版权。这一方面是和叶先生的名望有关，但同时也因为在叶先生的指导下，无论是选诗或是注释、解说等方面，都做到了精益求精。

　　在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之际，南开大学举办了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读叶嘉莹先生〈写给老师和家长们的一些话〉》，谈了我学习这篇文章的体会和收获。在叶先生百岁华诞时，我女儿田晓菲和她丈夫宇文所安恰好回国，首先想去拜访叶先生，但听说叶先生因病住院了，而医生的意见是这时候最好不去探视，没想到叶先生竟没能痊愈出院，在医院仙逝了。没能见最后的一面，留下深深的遗憾！但正如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一诗中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叶嘉莹先生的人品、修养，她性格的刚强，她治学的严谨，她工作的毅力，为多少人所景仰！而她的学术著作，她的古诗词的创作，则是为后人留下的不朽的典籍，将为千万人学习、受益！叶嘉莹先生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