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先生诞辰140周年、逝世60周年。2024年年末，百花文艺出版社终于把《谢无量年谱》书稿排审完毕，于2025年初正式出版。

　　著者刘崇德先生在30多年前受谢无量后人的委托，得到其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开始撰写书稿。1994年，信息检索尚不发达，刘先生到北京，借住在王府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得杨天石先生帮助，又查得一些重要档案材料，使年谱更加系统完善。1998年初稿完成后，谢氏后人原拟在台湾出版，但出版社对系年方式的要求与原著书稿不同，刘先生不愿屈从，便索回书稿。其后因各种原因，迟至2014年才与现出版社达成出版协议，又历十年才正式付梓。

　　刘崇德先生是当代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文献学大家，其叔父暨本书的校者刘凤翰先生是杰出的史学家，凤翰之妻刘黄庆中女士是谢无量先生的外孙女。本书从27年前定稿至今未曾大改，这期间，学界对谢无量的研究持续不断，一些新见的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未能被本书采纳，这虽属遗憾，但本书很大程度上仍具不可取代的价值，是这些年来诸多研究成果所未能达到的。这里略举几例。

　　首先是材料的真实性。年谱是一种史书，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要求是材料的真实可信。在现在可见的几部谢无量年谱中，这一点似乎并不完善。如刘长荣、何兴明著《谢无量年谱》表述为：“谢无量原名蒙，又名沉，幼名锡清，书名大澄，字仲清，号希范，别号啬庵”“祖籍四川省梓潼县白云乡九根柏”。又如彭华著《谢无量年谱》表述为：“原名蒙，后易名沉，字无量，别署啬庵”“祖籍四川梓潼”。这两种表述均不完全正确。本书则表述为：“取名大澄，又名仲清、锡清、蒙、沉，字无量，号啬庵，后以字行。先生祖籍福建，明末先世以仕迁四川省梓潼县，今有祖祠、谱牒存焉。乐至县城、塘堰场、三星桥诸谢，皆宗梓潼，先生生前亦署‘梓潼谢无量’，其锡清一名，即按梓潼族谱系统而定。又据先生后人三女祖儒、长孙女德晶云其先世为唐末黄巢之乱后，蜀中人口剧减，而由湖北麻城迁入蜀中。此说已无文献对证，姑记于此，以后再考。”此说更为可信。参考本书所介绍的谢无量同辈的名字，也能知“大澄”为名、“希范”为字，其长兄及弟共六人分别名大潜、大沅、大溎、大藩、大佑、大祺，妹六人中两人分别名大禄、大珩。

　　其实，谢无量曾有一份自传手稿，基本信息表述虽简略，但明确写着“取名大澄”。此手稿曾由其长孙女谢德晶整理刊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中华书画家》2018年第4期所刊省堂《谢无量年表》则沿用刘长荣、何兴明所作年谱的说法，但未言及祖籍。刘氏此书，于包括谱主基本信息在内的很多材料上都有校正之功，应引起重视。

　　除了真实可信，本书还因著者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使一些材料更为翔实，突出了著者对谢无量的认知和评价，以及引起读者关注的用意。如1907年谢无量担任《京报》主笔，每日评论时政，曾揭露直隶道员段芝贵贿赂庆亲王买天津歌妓杨翠喜献给工部尚书载振，以谋黑龙江巡抚一案。本书全文引录谢无量主笔的《京报》1907年5月17日《恭读昨日谕旨谨注》、19日《恭读初六日上谕谨注》、21日《惠函诸君子》、6月29日《辟邪说 敬告阅报诸君》等文，全面反映了谢无量揭露官场丑闻及应对恶毒攻击的言论主张。本书还在6月21日条中判断“《京报》‘论说’栏目刊载《论报章之监督》一文，此文所论，与先生本年为《民呼报》所作发刊文相合，确为先生手笔”，并照录全文。谢氏文中说：“欲作民气震，民心定，民志坚，必在于崇清议，清议于何宣之，必宣之报”“报者，监督政府、社会者也”“然则监督报章者谁乎？即政府与社会也”，所论恳切犀利，颇具忧患之思。本书另全文引录1909年5月谢无量为《民呼日报》撰写的《告读民呼日报者》系列长文，文中指出“报也者，盖有《诗》与《春秋》之义焉”，则当有志、仁、义、智、勇、公、洁、忠信、讽喻、财力等十种要素，作为“真理之干橹”“真理之先导”，起到“监督社会”“扶助社会”的责任，成为“社会之畏友”“社会最亲爱之友”。这些理论至今仍绽放着卓识睿智的光辉，应引起学界对报人谢无量更加深入的研究。

　　本书不但揭出一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为谢无量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视角，同时对谢无量作出了一些重要的、未引起学界重视的评价。如1915年7月20日条：“先生在《大中华》第一卷第七期发表《德国大哲学者尼采之略传及学说》，此文在本期与第八期连载。此文共分绪论、传略、学说、结论四部。文中，以尼采其为人近于狂，其为书可为推倒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者。又谓尼采乃诗人之哲，改制学之先师。就尼采之学说，文中从超善恶论、罪耶教论、圣人论三个方面详为阐述。此文为我国第一篇评介尼采及其学说的文章，然先生各种自述及他人所作先生传略中均未提及。此文今已鲜为人知。其于研究先生生平思想及学说是极其重要资料。”这段话结合谢无量原文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指出了其在我国引介尼采哲学的首创之功。学界似多以王国维先生翻译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部分为我国引介尼采著作之开创者，对谢无量此文的确罕有关注。今查谢氏原文，洋洋洒洒，条分缕析，从中国儒家的狂狷说引出“尼采近于狂，脱（托）尔斯泰近于狷，皆疾夫当世之不仁不义，发为奋迅激烈之辞”，虽然“尼采之说多偏宕横决，易使人震荡失守”，但“当世之大患，不在言论之不平和，思想之不纯粹，与夫行为之不庸熟而已，乃在一世之人，群焉好同而恶异，慕势而贪利，随顺和同于流俗以取容悦，心不敢念黑白，口不敢道是非，举世染于风痺麻木之疾而不可救，民智日以暗下，民气日以萎靡，国族亦随之而沦胥以亡……若尼采之说，其卓荦怪伟如此，或亦足以矫吾国之弊，使懦者自立，弱者自惧”，从中可见谢无量引介尼采学说的初衷与关怀之深沉，而其见识又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鲁迅的“托尼思想”（刘半农赠鲁迅语），令人肃然起敬。

　　本书还大量引录了谢无量的词作，介绍了其交游情况、著作及影响、对四川建设的见解及对蜀学的贡献等，皆颇有研究价值，兹不赘述。谢无量一生在报界、政界、学界均有建树，绝非当下人们只知其书法圆融玄远这么单一，有的学者结合其生平学术提出过“谢无量现象”，虽然对其“现象”的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是概念的提出本就体现了谢无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现象级人物，刘崇德先生的这部《谢无量年谱》正是我们继续研究“谢无量现象”的极好依据，也是“谢无量现象”本身极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