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郑连斌老师初识于2006年秋天，那时我刚到天津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本科是学理科的，但我对民族学和历史学比较偏爱，正好郑老师的科研方向涉猎这两门学科，选导师时，经过等待和争取，我如愿以偿成为他的学生。

　　随着日常接触的增多，我对郑老师的了解也逐渐深入。

　　如果从1981年做本科毕业论文开始算起，郑老师从事中国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已有四十多年了，科研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确定自己的科研方向上，《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这本书给了郑老师很大的启发，他曾回忆道：“序言中有句话‘民族体质调查研究意义的重大，不在人口普查之下’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开始思索，这项工作我也能做。”1989年，郑老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组建了生物人类学团队。1991年，他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内蒙古蒙古族、汉族、朝鲜族和回族四个民族体质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研究”获批，当时经费只有8000元。郑老师非常珍惜这笔经费，带领团队第一次离开呼和浩特，去兴安盟的乌兰浩特市开展了东北汉族、科尔沁蒙古族、朝鲜族的经典遗传学指标的调查，使这些族群有了自己的上眼睑皱褶、内眦褶等经典遗传学数据。那是团队第一次赴野外工作，郑老师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心里是很兴奋的，但也有些迷茫、忐忑，所幸首次野外调查还是比较顺利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是中国体质人类学发展比较艰难的阶段。老一辈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已陆续退休，加上微观研究、基因分析等技术的发展，宏观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没有经费，一部分年轻人的科研开始转向，一些具备良好研究基础的体质人类学团队解散，传统体质人类学研究呈现冷落、萧条之况。然而郑老师却心无旁骛，带领团队坚持下来。其间，他先后主持了“内蒙古7个民族18项指标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国僜人、克木人等6个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11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人类学研究”这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第一个项目的实施是郑老师1997年调到天津师大后进行的，他带领团队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兴安盟等地调查了阿拉善蒙古族等18个族群的舌运动类型、不对称行为、头面部观察指标等25项人类群体遗传学指标。2002年开始，郑老师带领团队完成了布依族、京族、仫佬族等11个民族的头面部、皮褶厚度等体质数据调查。2005年开始，他又率队完成了莽人、克木人、僜人、布里亚特人、图瓦人、云南蒙古族的头面部、围度等体质测量工作。正是因为郑老师带领团队所做的这些工作，使上述族群有了历史上第一份完整的体质人类学数据，助力中华民族体质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

　　我在跟随郑老师读研期间，参加了僜人、图瓦人等族群的体质测量工作，深刻体会到民族体质调查工作的艰辛与不易。第一次跟郑老师出外做调查是去西藏，从跟当地民委联系到入户测量，他都事必躬亲、全程参与。在进行僜人的体质调查时，为了让数据样本量多一些，我们一村又一村、一户接一户地转，直至把能去的地方都跑遍。郑老师对我们说，做科研就要有执着与坚守的精神，始终初心不改。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所调查的地方有时车上不去，大家就下车背着仪器徒步前行；年纪最大的郑老师经常快速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不想让村民们等待太久。

　　是否主持过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点）项目，是考验一个研究团队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1996年，在南宁召开的中国解剖学会学术年会上，在内蒙古医学院（今内蒙古医科大学）解剖学前辈朱钦先生的鼓励下，郑老师提出开展中国汉族的体质研究，得到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认可。会后，郑老师连续两年申报关于汉族体质研究的面上项目，均未果，后来把研究对象锁定为中国少数民族，但他研究中国汉族体质的想法一直未泯。2007年，郑老师拜访朱钦先生时又提起此事。朱先生说，一个面上项目难以完成汉族体质研究，不如干脆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来完成汉族体质的测量工作。

　　汉族体质研究课题很大，单凭天津师范大学一个学校难以完成，郑老师决定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辽宁医学院（今锦州医科大学）的同仁们合作来申报项目。2009年，由上述三所高校联合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获批，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立项后，研究工作随即展开。团队跨越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等22个省、自治区，对31个城市汉族族群、36个乡村汉族族群开展了指标较齐全、大样本量的人体测量学研究，共测量4.3万多个汉族成年人的头面部与体部数据，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破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也为生物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数据支持。该项目于2012年顺利结题，郑老师领衔编著出版了《中国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汉族体质的专著，为后世留下了21世纪之初中国汉族人比较详细的人体数据。

　　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研究，面对的是严峻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但郑老师很少有感到疲惫的时刻，对科研总是充满热情，如同科研道路上的“愚公”。2013年开始，他又带领团队开展了“中国革家人、摩梭人等9个族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一项目，对贵州革家人、西双版纳州傣族、川滇边界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新疆维吾尔族、西藏喜马拉雅山区的夏尔巴人、海南临高人、五指山下的黎族、甘川边界大山中的白马人、四川阿坝州的羌族等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研究。

　　2015年，郑老师团队参加了复旦大学金力先生主持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各民族体质人类学表型特征调查”，主持课题“藏缅语族等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基础表型特征调查”，完成了哈尼族、基诺族、白族、拉祜族、彝族等16个族群的体质人类学表型特征调查。除了头面部与体部测量工作外，还有民族语音、头部人像、生化指标、遗传样本、身体成分等项目采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这项工作为中华民族表型数据库的建立作出贡献，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应用价值。几年间，团队转战于云南、四川、贵州、西藏的大山里，辛苦甚于往常。郑老师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野外调查工作，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团队成员都劝他不用亲赴采样地，在后方坐镇指导就好，但郑老师为了确保调查顺利开展，总是和团队一起下村寨、爬高山、入森林、越河流，冲在田野调查的最前头。

　　郑老师常说，他在科研上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前辈的无私帮助，特别是朱钦和杜若甫两位先生的精心指点，他一直铭记于心。而他也以两位先生为榜样，对学界同仁，尤其是新人总是给予有力的扶持。几年前，当徐飞教授团队因为教学任务重，难以完成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体质调查工作，向项目组求援时，郑老师二话不说，带领团队接下这个任务，第二次深入怒江大峡谷，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这3个民族的体质测量工作。

　　在郑老师身边工作，收获的不仅是科研成果，更有精神层面的激励和振奋。郑老师带领团队外出调查，少则二十天，多则一个多月，完成了一个个族群的体质测量，我们一起走过祖国很多地方，汗水洒在了一片片的热土上。多年来，郑老师培养的一届届研究生，接力耕耘在体质人类学的沃土上，在野外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的奔波中，在辛苦工作的同时，接触到乡土的自然气息，领略到少数民族的多彩风情，也欣赏了祖国山河的壮丽。这些经历是学生们一生难以忘怀的。

　　郑老师到天津师大工作后，担任过生物系系主任，作为学科带头人建立了遗传学硕士点，迄今已培养了30多位研究生，大部分毕业后投身于科研和教学一线。他还一手建立了天津师大体质人类学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内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四十余年如一日，郑老师带领团队通过观察、测量以及生物分析等方法长期研究我国各民族人口的体质特征，目前已开展了38个少数民族和22个省的汉族体质研究，获得了超过6万人的400多万个有效体质数据，建立了全国最大的体质人类学数据库，解决了我国没有系统的民族体质表型记录问题，原创性地勾画出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表型“地图”，使天津师大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宏观研究的“重镇”。

　　郑老师带领团队取得的研究成果，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证实了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融合发展，印证了我国各民族骨肉亲情不可分割；通过民族体质数据数十年的前后对比分析，为国家民族扶持政策提供了体质数据支撑；展现了中华民族体质特征的共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体质人类学依据。正因为对体质人类学的突出贡献，郑老师于2020年在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荣获业界最高荣誉“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即“金琮奖”）。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

　　【学人小传】

　　郑连斌，1948年生人，江苏淮阴人。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著名体质人类学家。1978年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7年调至天津师范大学生物系工作。培养了天津师范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两支体质人类学科研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内民族体质人类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2019年获天津市道德模范提名奖。2020年获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2021年获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带领科研团队相继出版《中国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蒙古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