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创作的代表性人物，梁斌先生凸显了非凡的创造力与创作热情，他一生的创作涵盖了小说、散文、话剧、戏曲、书法、绘画等多个方面，尤其在小说与书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梁斌先生生逢民族危难时刻，怀揣一片赤子之心，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从见证者、参与者而至组织者、记录者、传播者，完成了历史的见证和史诗的书写。《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恢宏之作在他的笔端化运而出，这位进步青年、革命干部，卓然而成一代文坛大家，树立起一个感召后人时时回望的崇高身影。探寻梁斌先生的经历、生活和情感，他的绘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途径。

　　梁斌先生的绘画生涯始于幼年，在革命斗争年代因为工作重心的调整而中断，到上世纪60年代重拾画笔之时他已年逾不惑。此后的卅载寒暑，梁斌先生在文学创作之余，以书画为补益，陶情冶性，调养身体，创作了五千余件作品。虽然他将其归为“画到哪里算哪里”的“消遣”，但这种勤勉却让人不敢等闲视之。事实上，梁斌先生的绘画确有其独到之处，这不仅在于其多是有感而发，真挚动人，还在于其所以兴感之由，往往源自他的革命经历、寻常生活，源自他和亲友之间的点滴交往，借助款识中作者的解读，我们便能够通过绘画进一步触摸到作者的思绪和脉搏，探寻到浮现于形色之上的岁月印迹。此外，就梁斌先生绘画的表现形态而言，其不专于法的创作模式、下笔直抒的鲜活状态、浪漫洒脱的语言结构，也在不断地向阅者强调着这位革命艺术家的无限活力和不凡才华。而恰如黄胄先生以“革命的文人画”称之，梁斌先生的绘画将“新时代的书卷气”熔铸进中国文人画的传统之中，“画出了自己的风格与水平”。这样的作品理当获得更为深入的发掘，也必将为我们提供不同寻常的启发。笔者认为，梁斌先生的绘画在三个维度上分别体现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征，以下便从这三个维度结合具体作品略作分析。

　　现实主义的关照

　　梁斌先生的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照。他笔下的人物常常以身边人物为原型，故事的环境也总是发生在他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在先生的回忆录中，这样的表述屡见不鲜：“我的童年时代，身受灾荒之苦，也看到农民生活之不易。尤其是谷贱伤农，农户破产，土地兼并，农民沦为乞丐。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太深刻了，我把它写进《红旗谱》 中。”“儿时对于大苇塘是有感情的，不知不觉写进作品里。水坑、苇塘，不知写了多少次。”由此，我们也知道了先生文艺作品动人心魄的原因，那就是扑面而来的真实感，以及承托于背后的发于作者内心的悸动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这些也在梁斌先生的绘画中得以延续。先生自己也曾说：“我觉得画画与写文章有相通之处，一是技巧，二是阅历。”因此，无论是儿时玩耍所在的井台上花架下、一生七次往来其上的白洋淀、赴延安途中取得歼敌大捷的陈庄、首次读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边区文联牛棚村，还是太行山上的大枣、襄阳地委大院中的古杏、滹沱河畔洪紫店的花椒，或是于天津水上公园雨中瞥见的清荷、旧友在自己病中送来的手种的石榴……无不于先生笔下展其情采，叙其端由。可见，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而山川花草无不成为作者记忆的凝结和情感的寄托。由此，也可想见梁斌先生在笔墨淋漓中那饱满的激情和乐趣，并由此被这些作品进一步震撼和感动。

　　象征主义的提炼

　　在梁斌先生的绘画作品中，存在着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如太行山、白洋淀、荷、梅、雨、日等，由此可见作者的青睐。太行山与白洋淀是作者革命生涯中久经之地，这里的自然风物给予作者最深刻的印象，作者也容易对此具有更为深厚的感情。然而，作者反复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比如，作者多次以狼牙山五壮士殉难处为题进行创作，在其中的一幅《狼牙山》中，作者题道：“一九四三年太行山反扫荡最后一班人掩护退却，被敌人包围，五壮士从此悬崖跳下殉国，万古流芳。”可见对英雄的敬仰与缅怀。在《醉墨写太行》一幅中，作者又题道：“醉墨写太行，红枣满山岗。路人树下过，吃饱也无妨。”展现出戎马倥偬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一幅大写意荷花作品上，作者写下：“千年难忘的白洋淀。写播火记的主要人物李霜泗的家乡。”另一幅描绘白洋淀秋色的巨大画幅上，作者用细密小字题写了“纪念五一反扫荡五十一周年”的长跋。可见，太行山与白洋淀已经借由作者的革命经历而与其革命信念融合为一。

　　对荷、梅、雨、日的选择也是异曲同工。荷、梅历来是中国文人偏爱之物，因其情性高洁，常被多情文人用来自比。梁斌先生在革命工作中奔波南北，也曾留意观察过。他在白洋淀“每天清晨必至淀边，观看荷花，雾中之荷，扑朔迷离，雨中之荷，萧萧有声”。在武汉工作时，见到梅花心生喜爱，后来便“意追金农”。然而，先生笔下的荷花与梅花，并未全追古人旧迹，而是“充满激情、希望与生机”。在一幅《鱼戏新荷》上，先生题道：“昔日曾游泮水边，少年泮上走玉莲。白发做完南柯梦，改革开放又一年。”在回顾自己革命生涯的同时，抒发适逢改革开放开启人生新征程的豪迈。写梅之作则常以《独占春光》《东风初度》等为题，可见先生实是以荷、梅作为自己旺盛生命力的象征。

　　梁斌先生喜欢画雨，也喜欢画红日。他的雨景常以荷花、芭蕉为主形象，再以浓淡墨点铺洒其上，观者阅之，似闻其声。这雨还有春雨、夏雨、夜雨、梦雨之别，然而似乎总是能引起作者的喜爱。即便是“大雨骤下”，作者不得不“撑伞而行”，也仍然只会发出“雨中景另有一番不同”的赞叹。其实，先生喜欢雨的原因并不难猜。雨滋润万物，是农民最渴盼的天象，这种思想自小扎根在梁斌这个农民的儿子心中。梁斌先生的一生，在喜雨中劳作，在风雨中战斗，他把雨写进故事里，自然也会把雨引到画笔下。他的雨朦朦胧胧，潇潇洒洒，把花、叶、世界和人都包裹起来，构成一幅美丽的梦境。先生画红日，无论是旭日还是落日，都是火一般红彤彤的，衬得满纸光芒，耀人眼目。在一幅描绘海上日出的画幅中，他题道：“十月廿五日，伟大的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丁卯冬月于津门，梁斌。”丁卯年是1987年，这一年的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正是加快和深化改革，由此可见，梁斌先生画中的红日照耀出的正是中国美好的未来。

　　浪漫主义的表现

　　梁斌先生的绘画是有来路的。“十二岁考入县立高小，乃有图画课，开始临摹铅笔画，画静物及景物”“最有兴趣的是临摹马徐维邦的风景画，直到现在，才明白他是学石涛的”。1960年，他接受医生的建议，开始重拾画笔，携友逛古籍门市部，看碑帖，看书画。“有时也到北京住几天，逛和平画店、荣宝斋、庆云堂、宝古斋”，又时常去“故宫绘画馆、展览馆，浏览古今名家书画”，并且逐渐接受了明清书画作品，尤喜扬州画派、吴昌硕和齐白石等。从具体的绘画实践上，梁斌先生也偶尔进行临摹。比如，在一幅墨梅上他便记录道：“己未夏初，与一夫同游艺术博物馆，观扬州八家画展，兴甚浓，漫步归家画此，疑冬心笔意。”在另一幅题为《花有语》的作品上，他又题道：“常临之不知有相像处否。己巳孟春。王个簃先生盛荷一幅悬之壁间，甚爱之。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居北京接得上海老友。”可见古人及画友为他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然而，梁斌先生的绘画更使人惊异的是其大胆独造之处——他画雨，满纸淋漓，似从天降，而为古人所无，却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他画山村、峡江，常常不以透视比例安排景物，修枝、巨果与阵鸟、凫舟交相掩映，却使人激赏于万物之丰饶。这正是一种彻底的浪漫主义情怀，也显示出了艺术家的个性，对此，他自谓道：“你画你的，我画我的，我画得不好，还是我家笔墨”，并认为绘画“和写文章是一样，写不出自己的风格，也就没意思了”。可见正是这种对于创造性的自觉，使梁斌摆脱了限于传统禁锢的风险，从而一迈而入意在笔先、浪漫纵横的卓然画境。

　　梁斌的绘画，是一位革命艺术家的心曲。形象、笔墨构成的音符都跳荡在那一颗搏动的文心之中。这颗文心，属于那位蠡县县立高小的英气少年，属于那位保定二师学潮的运动领袖，属于那位左翼作家联盟的进步青年，属于那位山东省立剧院的先锋编剧，属于那位新世纪剧社的社长，属于那位冀中文联和干校的干部，属于那位新武汉报社的领导，属于那位写出了中国革命史诗的伟大作家……这颗文心里面，浓缩着梁斌深厚的文学积累和艺术修养，更充溢着一位爱国者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的热爱。当读者们阅读梁斌的画作，便能够借由形象、笔墨感受到那热烈的能量，并随之涌入那颗搏动的文心，和上那一脉恢宏热烈的心曲。在这心曲里，重新认识梁斌；在这心曲里，感受那如春风一般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