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苏轼以文章闻名天下，连皇帝都成了他的“粉丝”。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想打破常规，将苏轼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的重任。然而他的想法却遭到了宰相韩琦的反对，这令宋英宗大惑不解。

　　原来，韩琦是个十分爱惜人才的人。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进京赴试，韩琦读到苏轼和苏辙的文章大为赞赏，当即向朝廷极力举荐。第二年，苏轼和苏辙同榜考中进士，然而在将要殿试时，苏辙却意外地病了。殿试是宋仁宗亲自主持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其重要程度和难度都是省试不能比的，苏辙内心的焦急可想而知。不过还有一个人似乎比他更为着急，这个人就是韩琦。为了不让国家损失栋梁之材，韩琦向宋仁宗上书说：“今年应试者中，唯苏轼、苏辙声望最高，苏辙却偶然生病，一时无法应试，如果兄弟中一人因此不能参加考试，实在不是众人的期望，所以应当将策试时间推迟，以等苏辙病好。”按照科举制度，考试的时间都是固定的，韩琦为了能让苏氏兄弟共同参加考试，竟然要为他们打破惯例。宋仁宗听从了韩琦的意见，下旨推迟了考试时间，直到苏辙痊愈，这才开考。

　　严肃的科举考试，韩琦都可以为苏氏兄弟破例，现在宋英宗想破格任用苏轼，却遭到了韩琦的反对，难怪宋英宗无法理解了。对此，韩琦解释说：“苏轼有大才，是会成大器的，将来自然会被朝廷重用。朝廷要培养苏轼，使天下人都仰慕信服他，到那时再重用他，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马上重用苏轼，那么天下人未必由衷信服，反而有害于他。”

　　登基不久、希望有所作为的宋英宗急需人才的辅助，他又问韩琦说：“知制诰不宜立即委之，任命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以吗？”韩琦还是摇头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是显要职位，也不可骤然任之，可以先让苏轼到史馆兼职，但是按照规矩，这也得考试合格才行。”英宗说：“因为不知道要用的人行不行，才让其参加考试，像苏轼还会不行吗？”韩琦回答说：“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不进行考试。”最终，宋英宗没有拗过韩琦，在通过考试后，苏轼才得以进入史馆。

　　后来的经历证明了韩琦的远见。苏轼一生仕途坎坷，甚至因为乌台诗案差点丢了性命，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他的性格和政见树敌过多外，诚如韩琦所言，苏轼才能太大，皇帝又太爱其才，这招致了不少人的嫉妒，使得苏轼遭遇了太多的诋毁和诬陷，其人生的坎坷也因此在所难免。

　　多年之后，欧阳修把韩琦反对骤用他的事告诉了苏轼，苏轼听罢十分感动，慨叹说：“古人云，‘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韩公待我之心类君子也。”君子爱一个人，就用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去要求他，不偏私、不姑息；而小人爱一个人，则往往会给予无原则的迁就和纵容。韩公待我的心意，真是古君子的“爱人以德”啊！

　　这样的事，在明朝也曾发生过。

　　曾任明代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少年成名，人称“江陵才子”。张居正自己也颇为自负，曾作《题竹》诗说：“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俨然把自己比为凤毛麟角，要就此直上青云。13岁时，张居正即参加乡试，而且考卷答得相当漂亮。考官们一致同意录为第一，然而时任湖广巡抚的主考官顾璘却考虑再三，对监督考试的御史说：“张居正不是一般的人才，将来一定会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但是13岁就让他中举，这么早进入官场，将来不过是多一个官场上吟风弄月、舞文弄墨的文人，对国家其实是一种损失。不如趁他现在年龄小，给他一个挫折，让他多经历一些。”就这样，张居正被人为地落榜了。

　　对于习惯了顺风顺水、到处都是鲜花和掌声的张居正来说，这次落榜是个不小的打击，但这也让他冷静下来，从此不再热衷于各种应酬，而是闭门专心读书。

　　后来张居正顺利考中了举人，他去拜见顾璘。顾璘坦诚地说：“上次是我没让你中举，这是我的错误。但是，我希望你有大抱负，要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做少年成名的秀才。”张居正没有辜负顾璘的一片苦心，日后正是他主持了明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

　　顾璘成了张居正一生最感激的人，他后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仆自以童幼，岂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恩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对于顾璘的恩德，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这个世界上，对人真正的爱护，都带着点儿“绝情”。他们总是在你一帆风顺时给你一些逆风的滋味，在你鲜花簇拥时给你泼上一盆冷水。这不是嫉妒，不是冷漠，而是心存高远、着眼未来，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如同带刺的玫瑰一样，只有静生慢长，最终才能艳丽芬芳。这正是爱人以德的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