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民间信仰和文学想象之间──李浩长篇小说《灶王传奇》读书分享会”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办。作家李浩、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木叶、评论家赵松与读者面对面，畅聊了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学的资源融合等话题。李浩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等长篇小说，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孙犁文学奖等奖项。《灶王传奇》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以灶王为主人公，写他历险三界的传奇故事，表达了惩恶扬善的正义，同时完成了对人类道德本质的深度思考。

　　我和灶王之间产生了共鸣

　　后面的故事就水到渠成了

　　《灶王传奇》对我来说是相当艰难的一部小说，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十年时间。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我找到了灶王，他是民间的神，很小很小的神。民以食为天，在我们北方的农村甚至城市，每家每户都有灶王。我们把他当成一家之主，家里所有的事都跟他商量，但他基本没有意见，好像他的意见也不起作用，爱莫能助。他就像是一个家庭的统计员，统计着这个家里的好事、坏事，把民间疾苦看得清清楚楚。而作家多多少少也有统计员的性质，也在言说生活的好与坏，所以我和灶王之间产生了共鸣，后面的故事就水到渠成了。

　　很多地方都有一个传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我们用糖瓜贿赂灶王，给他上供，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尽量多替我们说说好话。同样，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事，无论作为作家、批评家还是学校老师，别人都想让我多说好话。我父亲是乡村教师，我在农村生活了很多年，后来到县里工作，逐步成为作家、当上教师后，旱了、涝了，我的工资未必会受影响。这一点又类似于灶王，好像并没有和老百姓一起感受冷暖，但是，我心里始终有着强烈的在场感和牵挂，想把自己的这部分情感在书里写出来。

　　灶王这位最小的仙官，所有的规则都会作用到他身上，所有的要求一层层下来，他必须维护和遵循，所以他能把我人生当中最直接、最敏感、最纠结的体验全部承担起来。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放在书中，因为我觉得要靠作品本身来完成它的言说。但是在《灶王传奇》中，我却用曲折的、遮遮掩掩的方式，说出了我对人生、世界的种种看法。

　　我曾与天津作家龙一谈论这部小说，他建议增加灶王奶奶这个角色。我一直在掂量，在写作过程中，灶王奶奶出现过五六次，被我取消了五六次，最后她也没出现。我想，如果灶王奶奶出现了，尤其是农家的灶王奶奶，说话会很有趣，人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她让故事变得更丰富了，却把我对生活的言说变成了另一个声部，思想力的部分被挤掉了一些。两者之间反复掂量，我更愿意呈现思想，我希望我的小说更凝重。我想把我的理想、思想和梦境加载在这个小说里，要是没有这些，只写一个好玩、好看的故事，我不甘心。

　　虚构是小说的本质

　　但细节却不能失真

　　开始我想把灶王的故事放在三国年间，那时刀兵四起，老百姓夹缝求生。但我发现很难，比如我想让灶王在某种程度上有炫技式的表演，而当时的食材非常少，灶王施展的空间太小了。再者来说，两个人喝酒的碗，是用陶碗、瓷碗，还是别的什么材质？坐下来时，是不是席地而坐，那时候有没有椅子？这样的话，在一些用词方面，比如我说“坐立难安”，可能就会露怯。小说是虚构的，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虚构是最重的部分，所以在有些小的关键点和细节上，就要尽最大的可能别让它失真，否则会造成小说有些部分的垮塌感。

　　后来我又去查阅《明史》，有朋友带我去张家口蔚县走了一趟，那是明代“土木之变”的发生地。我发现，明朝那些皇帝太好玩儿了，几乎把人类所有能想象到的无聊的、扯淡的事都上演了一遍。我觉得可以作为故事的背景支撑了。

　　《灶王传奇》分为两部分，有两个主人公：“我”，也就是灶王，讲述自己不断转世的过程；另一位是小冠，他也在不断转世。两条故事线索一明一暗，叠加在一起。在“土木之变”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流离失所，灶王因一念之善，为救小冠不得不上至天庭、下至地府寻访门路，也因为人间那些无解的困苦而气恼。苦乐交替发生，这中间不曾改变的，是普通人迎祥纳福的祈愿和对善的追求。

　　我又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了一下古代神话的神仙谱系。比如灶王，在好多人眼里是一个人，而在我的小说里，每家每户的灶王都不一样，不是分身，铁匠家的灶王有铁匠的性格，豆腐坊的灶王和那家人也比较接近，体现在对话和人物性格上，多重面孔呈现了人性的喧哗。

　　我看了很多网剧，想学学人家讲故事的方法。之后我发现，网剧包含一种内在的东西，总体来说就是要满足普通人内心的渴望。我就想，我这个小说偏要不一样，灶王代表的恰恰是大多数可能并不成功的普通人。拿我来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貌似有些光环，其实总会有一种无力感。我也尽量让每个章节都像短篇小说一样精彩，都提到一个重点话题，这样可以加重小说的思考性。

　　灶王的经历中有一个很典型的细节：他看到妈妈打孩子、教育孩子，把这件事算成好事，记下来；又看到有人杀人，这是坏事，他也记下来。当中有道德的判断，道义的支撑，比较简单。写到后面时，出现了大的事件，好与坏就不那么容易判断了。作为作者，我不会直接、明晰地点明好与坏，这就构成了故事的张力，对读者来说也是一场道德的测试。

　　在故事和深度之间

　　我会迁就一下故事

　　关于写作，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创造者，想画一张真实的世界地图。他画山川河流，山上的树木，水里的鱼，岸上的芦苇，全部按照真实比例，认认真真地画。当这部世界地图完成的那一刻，他也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特别开心地展开地图，却惊讶地发现，他画下的是自己的脸。在我看来，这里面包含了创作者的种种要素──野心勃勃太重要了，没有野心就创作不出好作品；另外，尽管画的是世界地图，但最终表达的是自我。

　　我这个人内心游戏性的情绪比较强，我在写《镜子里的父亲》那本书时，用了很多滔滔不绝的方式来言说，其中包含了哲学的思考。那种方式遭到了一些诟病，认为我不会使用标准汉语，翻译腔太重，不会讲故事。我当时想，那我就写一部像传统故事一样的小说，用说书人的方式去完成。你们要求我捆上一条胳膊一条腿，我使出来的招数仍然是降龙十八掌，仍然威力不减；你们要求我不能用剑，我就用木棍，我仍然能把我想要的充分表达出来。作为先锋小说家，我会证明我也能写一篇相对通俗的小说，在故事和深度之间，我会迁就一下故事。

　　我觉得所有的经典小说都属于先锋小说，我们记住的那些经典，都是在某一方面做出冒险和探索的。过去整个人类的文化谱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神话、冒险、骑士和侠客。当我们的关注点由神转到普通人的时候，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小说，当时绝对惊艳，比如《包法利夫人》，是了不得的先锋。有批评家说过，所谓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的可能史”。所有被历史记下的，都是做出了崭新的探索和冒险的。

　　有朋友看了我的这部小说，说我是在为灶王立传，其实我只是想讲讲我们这一类小人物──普通公务员、普通知识分子的故事。民间疾苦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较小，但是我们感受着、体会着，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和认知，让世界变得更好。小说家有时候提供了不一样的面貌，把忐忑的、犹豫的、困扰的那部分在书中呈现出来，并不那么急于判断结果，也许这是无意义的，但我希望，阅读者能和我一起来感受那一部分力量。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野心，希望《灶王传奇》能被译成外文，让西方人来理解和认知我们，来勘探属于东方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