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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6月1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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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图)
本报记者 徐雪霏

  日前,“高举伟大旗帜 坚持正确方向──坚守新时代文学人民立场分享会暨纪念孙犁诞辰110周年文学活动”,在天津市作家协会举办。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松,作了《新时代山乡巨变──从生活到小说》主题分享,随后又与“我与孙犁”丛书的作者谢大光、卫建民、宋曙光,同现场近百名文学爱好者进行了阅读畅谈,并回答了与会者的现场提问。

  “我与孙犁”丛书于2022年7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和宋曙光的《忆前辈孙犁》五册。该丛书自出版后,市场反馈良好,不足一年便告售罄。2023年5月,适逢孙犁诞辰110周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我与孙犁”丛书。时隔一年,几位丛书作者在分享会上谈起孙犁,仍有讲不完的话题……

  谢大光 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怀念与孙犁聊天的那些日子

  我第一次读到孙犁的作品,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不是书香门第,没有什么藏书,姐姐的课本就常被我偷偷拿来翻看。姐姐正在上中学,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所选课文多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名作,孙犁的《荷花淀》就在其中。我从小出生在城市,对农村生活没有什么亲身体验。读起《荷花淀》只觉得文风清爽,就像是“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后来又读到《白洋淀纪事》,让我对这位作家的兴趣更重了一些,我总在猜想这位作家一定有着和女人一样丰富的情感,否则他怎么能在同时代的妇女身上,分辨出她们的细微差别呢?可惜,这时我已参军离开天津。从军六年,辗转于山林边塞之间,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只有这本《白洋淀纪事》在夜晚陪伴着我,让我真正懂得了感情,懂得了生活。

  197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酝酿复社,编辑李克明和孙犁是冀中战友,刚回来就带着我和李蒙英去看望孙犁。这是我第一次拜访孙犁先生,总听闻孙犁脾气古怪,不近人情,作为编辑跟他打交道更是困难,一言不合就会被拒之门外,可这些形容与我心中的孙犁却相差千里。究竟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带着矛盾的心理推开了孙犁住室的屋门,那是一间相当于小型会议室那样大的屋子,一排半人多高的书柜将房间隔成了两半,外面一半是书房兼会客室,越过柜顶,可以看到里面摆放着一张挂着旧蚊帐的木板床,是孙犁的卧室。这屋子中看不中用,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十分嘈杂,住着并不舒服,更不适于写作。可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孙犁创作出了晚年大部分著作。

  我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到过孙犁的笑声。他的笑仿佛有一股不可言传的力量,常引我到这里来。初见他时,我不敢说话,只坐在旁边默默观察。这位历经风雨的作家平静地坐在我的面前,脸上现着淳厚的微笑,眼睑低垂着,显得有些神秘。突然,不知说起什么,孙犁仰脸笑了起来,那笑声清亮、爽朗、畅快,是像孩子一般毫无顾忌的笑声,我想只有真诚地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听到这笑声,我不由眼睛一亮:这正是《荷花淀》的作者应该有的笑声。

  在有些人看来,孙犁是个古板的怪人。进城三十多年,他依然保持着河北农村的生活习性。素食清茶,布衣布鞋,玉米面加上山药蛋或胡萝卜煮成的粥,是他最喜欢吃的佳肴,一顶旧蚊帐是战争时期部队所发,至今已无法补缀浆洗,却还在使用。他从不看戏看电影看电视,几乎与任何一种娱乐绝缘。唯一一次是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为了向敬爱的周总理告别,去邻居家看了一回电视。有人说,孙犁看破红尘了。孙犁表示:“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

  后来,百花文艺出版社筹备创办《散文》月刊,我参与这项工作,终于有机会向孙犁约稿。他特地将新开篇的一组“乡里旧闻”交给我,发在创刊号。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递给先生时,也许让他想起了在报社编发“文艺周刊”的日子,我们都很兴奋,随后他答应每期都给我们写一组。自那以后,我常到家里看望他,开始是约稿、取稿、送校样,后来,有事没事也来聊天。我很享受与先生在这间房子里无拘无束地聊天。

  1988年8月10日,孙犁迁居学湖里。新居比多伦道条件好,有暖气,生活方便,但屋子矮了,间量小了,没有院子,出门要上下楼。我第一次到新居看孙犁,老人穿了件新衣服,加上环境有陌生感,感到双方都有些拘束,聊起来不像原来那么放肆。我开始怀念那个破旧的房子。

  1997年夏天,听郑法清说,孙犁住进了医院,我和几位同事相约去探望。一间挺大的病房,孤零零放着一张病床,先生闭眼躺着,原来高挺的身材,瘦小了很多。我握住先生的手,刚要说话,先生突然睁开眼,问:“万振环有来信吗?”我心中惊喜,连说:“有哇,有哇。老万来信,每次都要问到您。”先生又闭上了眼。这是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聊天。

  先生离开我们二十余年了,先生留下的文字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次,读起来仍然直指人心。早些年读过孙犁《远的怀念》,里面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远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他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当时疑惑,这里为什么加了一个“也”字?后来与先生交往多了,就明白了,先生自己就是爱惜羽毛的人。作家的羽毛是文字。

  作家离世之后,作品还能不断获得新的读者,影响还在静静地渗透、扩大,这样的作家是不死的,对于以文字为生命的人,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任何奖项或称号都不能与之匹敌。非常怀念那些年与先生闲聊,我在《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耕堂聊天记往》,就让这本小书当作与先生聊天的继续吧。

  卫建民 《中国发展观察》原总编辑、副社长

  与孙犁通信是我的精神支撑

  我二十岁之前,从未接触过孙犁的作品,也不知道孙犁这位作家。20世纪70年代末,我去武汉上大学,专业是经济,兴趣却是文学,曾买到一本谈文学创作的小册子,内有孙犁谈文学创作的一篇文章,风格独特,语言粹美,没有枯燥、空洞的理论。从此记住了文学界有这样一位老作家。

  到北京工作后,正是文学复兴的80年代。孙犁在《人民日报》开设“小说杂谈”专栏,不定期发表简短的文学札记,我读完后,将这些札记剪贴在一个笔记本上,并写下读后感。从那以后,我开始购买、搜集孙犁的文学作品,真到了狂热的地步。他的《铁木前传》,使我领略了孙犁风格的魅力。

  1986年,我去天津,《散文》的朋友带我去见孙犁。孙犁穿着深灰色中式上衣,戴着黑色袖套,面容白皙、清癯,浑身一尘不染。我鼓足勇气,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对话。

  “这几年,”我说,“在您所有的散文中,《鞋的故事》,是情绪最好的一篇。”

  “对!”孙犁强调地说,“你的感觉很好。有那样的情绪,真不容易。”

  “您是个主观的作家,但不是王国维‘不必多阅世’意义上的主观;偏偏是阅世深了。您不能冷静,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带情感。”

  孙犁仰起头,思索了一会儿,说:“有道理!王林同志也说过,孙犁就是给人写信,也有情感。”

  在我看来,孙犁是生活在情感世界,靠情感维系自己的艺术生命,又是以自己的情感打动人心的作家。他的情感的表现,是节制的,净化的。因有节制,便呈强烈、有度;因有净化,便呈美丽、精纯。

  回到北京,我将这次与孙犁见面的场景,写成了一篇文章《去见孙犁》,并恭恭敬敬誊抄一份,寄给孙犁,请他审阅。孙犁很快退我,用红铅笔在稿子上端写了“看过”二字,还改正稿子中的三个错别字。我将稿子寄给吴泰昌同志,他刊发在《散文世界》杂志上。

  从此,我和孙犁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交往和通信,直到老人家去世。起先,孙犁爱用明信片,偶尔也写在手边的稿笺上,并不专用一种信笺。后期的信,大多用毛笔写在毛边纸或宣纸上,而且越写越长,数量也多起来,频次密集。我数了一下,一共72封,但有10封找不到了,最终只有62封收录在《耕堂闻见集》里。

  我素知孙犁爱喝玉米面粥,每年秋收后,就让在老家的妻子找一点新玉米面,寄给孙犁。从信中能看出,老人家很喜欢。我年轻时偏激执拗,工作使我苦闷,与孙犁通信是我那段时间的精神支撑。

  当年我写给孙犁的信没有留底,以为都不存在了。后来在晓玲大姐(孙犁小女儿)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几封旧信,我感慨不已,加倍珍藏。

  孙犁晚年,闭门读书,以书为友,开始写读书记。他给我的不少信,就是读某种书的消息。这些信件,有的发表在报刊上;有的是他以“耕堂函稿”的总题目,自行发表;有的还以专题性的,如“读书通信”发表;书信是孙犁晚年写作的一种文体。

  孙犁逝世后,二十年间,他的作品继续被编辑出版,以各种形式广为流传,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孙犁作品出版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研究孙犁的文学道路,重新评价孙犁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及影响,在学术界已有可观的成果。我要特别指出,以老革命、老作家的资格,在社会转型期能活出自我、从不迷失的孙犁,他的坚守知识分子的尊严,淡泊名利的处世风格,他的“干净”,他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操”,更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

  宋曙光 《天津日报》原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高级编辑

  孙犁为《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倾尽一生心血

  早在2013年,孙犁百年诞辰期间,我就萌生了想编一部纪念文集的想法,并已经做好前期准备,但因为时间和精力所限,最终未能如愿。这个遗憾埋在心里,成为我的一个心愿。2022年7月,孙犁逝世二十周年,我终于策划完成了“我与孙犁”这套纪念丛书,了却了这个酝酿近十年的心愿。

  孙犁先生作为《天津日报》的创办者之一、党报文艺副刊的早期耕耘者,无疑是我们的一面旗帜。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孙犁以他独具风格、魅力恒久的文学作品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报纸副刊等方面,均有丰厚建树。孙犁病逝后的转年,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为孙犁建成的汉白玉半身塑像,便矗立在天津日报社大厦前广场,铭文寄托了全体报人的共同心声:“文学大师,杰出报人,卓越编辑。任何人只要拥有其中一项桂冠就堪称大家。但孙犁完全超越了这些……”

  孙犁先生离去之后,我常与他的书籍为伴,这是逝者留下的唯一财富。每每阅读都会有新的感悟,似乎孙犁仍旧陪伴着我们,感觉不到岁月在流逝。从2010年至2017年,在我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的那些年,每到孙犁先生忌日,我仍然会在版面上组织刊发怀念文章。这种看似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是源于一种很深的感情因素。

  1949年1月,随着天津解放的炮火,孙犁进城参与创办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3月24日,他与郭小川、方纪等,共同创办了“文艺周刊”。自此,孙犁与《天津日报》同行五十三载,他培育知名作家,奋笔耕堂,著述传世,全情注入,竭尽心血。孙犁是党的文学事业、新闻事业的骄傲,是天津这座城市和《天津日报》这张报纸的荣耀。

  1975年10月,我到《天津日报》工作后,便知道了孙犁的名字,开始读他的作品。1977年元月2日,我被调到了文艺组,上班第一天就去拜访了孙犁。那天,我拿着两份干部履历表,来到多伦道报社宿舍,敲开高台阶上的房门,一位清瘦、高挑儿的老人迎了出来。我表明来意,孙犁将我引入屋内。我那时不到二十岁,见到前辈难免紧张,说了两句客套话就离去了。但孙犁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连同他那独居的寓所,都有一种极为简朴的感觉,言谈举止,更像是一位和蔼的老人。

  1979年1月4日,“文艺周刊”复刊,我为此写了一条复刊消息,同时刊登在复刊的第一期版面和《天津文艺》上。复刊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都曾征得孙犁的同意,特别是请回老编辑李牧歌,以便重新联系和集结起新老作者队伍,使“文艺周刊”继承原有的优良传统。和她一同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邹明,也是孙犁亲自提出的。

  我最初编辑“文艺周刊”时,是负责诗歌稿件。我把自己想约一些大诗人作品的想法,告诉给孙犁,希望能得到老人的支持。孙犁听后,表示赞同,主动代我撰写约稿信。1979年5月12日,我在向田间约稿时,孙犁将他写给田间和曼晴的两封信交给我,嘱我一并寄给两位诗人。很快,田间就寄来了他的诗稿,并请我代他向孙犁问好。那天,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去见孙犁,高兴地请老人看了田间的来信和诗稿。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只留存下了田间的回信,却没有留下孙犁写给他们的约稿信,哪怕是留下复印件。

  孙犁对青年作家也十分关注,并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写信,谈读过他们作品后的感想。1979年,铁凝的小说《灶火的故事》就是由孙犁转给《文艺》(增刊)的,并在1980年第3期上刊发,经《小说月报》转载后,使作家坚定了写作的信心。孙犁在给铁凝的信函中,谈到这篇小说时,给予了肯定,这对铁凝后来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还曾陪同从维熙、房树民,到医院去看望病中的孙犁。当他们将自己的新著和鲜花,摆放在孙犁的病床前,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当年,正是孙犁耕耘的“文艺周刊”,给了他们创作上的极大鼓舞和支持,使他们的人生起点有了文学的追求,成为文坛上的“参天大树”。他们的成长离不开“文艺周刊”的关心与培养。

  回顾几十年的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继承前辈编辑的“真传”,将他们在党报副刊园地的奉献精神传承下去。有研究者提出:孙犁编副刊的方法,逐渐发展成为新中国报纸副刊编辑的“文艺周刊”传统,办一个刊物、形成一套方法、培养一个作家群,孙犁首当其冲。孙犁是报纸副刊编辑传统与“文艺周刊”作家群的引领者。随着“我与孙犁”丛书的出版,孙犁研究领域将豁然打开一片新天地。

  记者后记

  几位作家各自谈论着他们与孙犁相处的过往,话语间尽是对先生的敬仰与怀念。从他们的表述中,我渐渐描绘出一个愈发清晰的老人形象:他不喜热闹,却从不将与他谈论文学的人拒之门外;他生活朴素,文学是他唯一不变的追求;他一生奉献,毫不吝啬对后辈的关照与提携。诚如作家王松在会上所说:“孙犁先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先生人虽故去,但他的文字替他留在了这个割舍不掉的世间,将他的思想和精神留存下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热爱文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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