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高举伟大旗帜 坚持正确方向──坚守新时代文学人民立场分享会暨纪念孙犁诞辰110周年文学活动”，在天津市作家协会举办。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松，作了《新时代山乡巨变──从生活到小说》主题分享，随后又与“我与孙犁”丛书的作者谢大光、卫建民、宋曙光，同现场近百名文学爱好者进行了阅读畅谈，并回答了与会者的现场提问。

　　“我与孙犁”丛书于2022年7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和宋曙光的《忆前辈孙犁》五册。该丛书自出版后，市场反馈良好，不足一年便告售罄。2023年5月，适逢孙犁诞辰110周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我与孙犁”丛书。时隔一年，几位丛书作者在分享会上谈起孙犁，仍有讲不完的话题……

　　谢大光 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怀念与孙犁聊天的那些日子

　　我第一次读到孙犁的作品，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不是书香门第，没有什么藏书，姐姐的课本就常被我偷偷拿来翻看。姐姐正在上中学，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所选课文多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文学名作，孙犁的《荷花淀》就在其中。我从小出生在城市，对农村生活没有什么亲身体验。读起《荷花淀》只觉得文风清爽，就像是“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后来又读到《白洋淀纪事》，让我对这位作家的兴趣更重了一些，我总在猜想这位作家一定有着和女人一样丰富的情感，否则他怎么能在同时代的妇女身上，分辨出她们的细微差别呢？可惜，这时我已参军离开天津。从军六年，辗转于山林边塞之间，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只有这本《白洋淀纪事》在夜晚陪伴着我，让我真正懂得了感情，懂得了生活。

　　197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酝酿复社，编辑李克明和孙犁是冀中战友，刚回来就带着我和李蒙英去看望孙犁。这是我第一次拜访孙犁先生，总听闻孙犁脾气古怪，不近人情，作为编辑跟他打交道更是困难，一言不合就会被拒之门外，可这些形容与我心中的孙犁却相差千里。究竟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我带着矛盾的心理推开了孙犁住室的屋门，那是一间相当于小型会议室那样大的屋子，一排半人多高的书柜将房间隔成了两半，外面一半是书房兼会客室，越过柜顶，可以看到里面摆放着一张挂着旧蚊帐的木板床，是孙犁的卧室。这屋子中看不中用，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十分嘈杂，住着并不舒服，更不适于写作。可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孙犁创作出了晚年大部分著作。

　　我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到过孙犁的笑声。他的笑仿佛有一股不可言传的力量，常引我到这里来。初见他时，我不敢说话，只坐在旁边默默观察。这位历经风雨的作家平静地坐在我的面前，脸上现着淳厚的微笑，眼睑低垂着，显得有些神秘。突然，不知说起什么，孙犁仰脸笑了起来，那笑声清亮、爽朗、畅快，是像孩子一般毫无顾忌的笑声，我想只有真诚地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听到这笑声，我不由眼睛一亮：这正是《荷花淀》的作者应该有的笑声。

　　在有些人看来，孙犁是个古板的怪人。进城三十多年，他依然保持着河北农村的生活习性。素食清茶，布衣布鞋，玉米面加上山药蛋或胡萝卜煮成的粥，是他最喜欢吃的佳肴，一顶旧蚊帐是战争时期部队所发，至今已无法补缀浆洗，却还在使用。他从不看戏看电影看电视，几乎与任何一种娱乐绝缘。唯一一次是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为了向敬爱的周总理告别，去邻居家看了一回电视。有人说，孙犁看破红尘了。孙犁表示：“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

　　后来，百花文艺出版社筹备创办《散文》月刊，我参与这项工作，终于有机会向孙犁约稿。他特地将新开篇的一组“乡里旧闻”交给我，发在创刊号。散发着油墨香的刊物递给先生时，也许让他想起了在报社编发“文艺周刊”的日子，我们都很兴奋，随后他答应每期都给我们写一组。自那以后，我常到家里看望他，开始是约稿、取稿、送校样，后来，有事没事也来聊天。我很享受与先生在这间房子里无拘无束地聊天。

　　1988年8月10日，孙犁迁居学湖里。新居比多伦道条件好，有暖气，生活方便，但屋子矮了，间量小了，没有院子，出门要上下楼。我第一次到新居看孙犁，老人穿了件新衣服，加上环境有陌生感，感到双方都有些拘束，聊起来不像原来那么放肆。我开始怀念那个破旧的房子。

　　1997年夏天，听郑法清说，孙犁住进了医院，我和几位同事相约去探望。一间挺大的病房，孤零零放着一张病床，先生闭眼躺着，原来高挺的身材，瘦小了很多。我握住先生的手，刚要说话，先生突然睁开眼，问：“万振环有来信吗？”我心中惊喜，连说：“有哇，有哇。老万来信，每次都要问到您。”先生又闭上了眼。这是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聊天。

　　先生离开我们二十余年了，先生留下的文字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次，读起来仍然直指人心。早些年读过孙犁《远的怀念》，里面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远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但他终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当时疑惑，这里为什么加了一个“也”字？后来与先生交往多了，就明白了，先生自己就是爱惜羽毛的人。作家的羽毛是文字。

　　作家离世之后，作品还能不断获得新的读者，影响还在静静地渗透、扩大，这样的作家是不死的，对于以文字为生命的人，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任何奖项或称号都不能与之匹敌。非常怀念那些年与先生闲聊，我在《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耕堂聊天记往》，就让这本小书当作与先生聊天的继续吧。

　　卫建民 《中国发展观察》原总编辑、副社长

　　与孙犁通信是我的精神支撑

　　我二十岁之前，从未接触过孙犁的作品，也不知道孙犁这位作家。20世纪70年代末，我去武汉上大学，专业是经济，兴趣却是文学，曾买到一本谈文学创作的小册子，内有孙犁谈文学创作的一篇文章，风格独特，语言粹美，没有枯燥、空洞的理论。从此记住了文学界有这样一位老作家。

　　到北京工作后，正是文学复兴的80年代。孙犁在《人民日报》开设“小说杂谈”专栏，不定期发表简短的文学札记，我读完后，将这些札记剪贴在一个笔记本上，并写下读后感。从那以后，我开始购买、搜集孙犁的文学作品，真到了狂热的地步。他的《铁木前传》，使我领略了孙犁风格的魅力。

　　1986年，我去天津，《散文》的朋友带我去见孙犁。孙犁穿着深灰色中式上衣，戴着黑色袖套，面容白皙、清癯，浑身一尘不染。我鼓足勇气，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对话。

　　“这几年，”我说，“在您所有的散文中，《鞋的故事》，是情绪最好的一篇。”

　　“对！”孙犁强调地说，“你的感觉很好。有那样的情绪，真不容易。”

　　“您是个主观的作家，但不是王国维‘不必多阅世’意义上的主观；偏偏是阅世深了。您不能冷静，哪怕是只言片语，也带情感。”

　　孙犁仰起头，思索了一会儿，说：“有道理！王林同志也说过，孙犁就是给人写信，也有情感。”

　　在我看来，孙犁是生活在情感世界，靠情感维系自己的艺术生命，又是以自己的情感打动人心的作家。他的情感的表现，是节制的，净化的。因有节制，便呈强烈、有度；因有净化，便呈美丽、精纯。

　　回到北京，我将这次与孙犁见面的场景，写成了一篇文章《去见孙犁》，并恭恭敬敬誊抄一份，寄给孙犁，请他审阅。孙犁很快退我，用红铅笔在稿子上端写了“看过”二字，还改正稿子中的三个错别字。我将稿子寄给吴泰昌同志，他刊发在《散文世界》杂志上。

　　从此，我和孙犁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交往和通信，直到老人家去世。起先，孙犁爱用明信片，偶尔也写在手边的稿笺上，并不专用一种信笺。后期的信，大多用毛笔写在毛边纸或宣纸上，而且越写越长，数量也多起来，频次密集。我数了一下，一共72封，但有10封找不到了，最终只有62封收录在《耕堂闻见集》里。

　　我素知孙犁爱喝玉米面粥，每年秋收后，就让在老家的妻子找一点新玉米面，寄给孙犁。从信中能看出，老人家很喜欢。我年轻时偏激执拗，工作使我苦闷，与孙犁通信是我那段时间的精神支撑。

　　当年我写给孙犁的信没有留底，以为都不存在了。后来在晓玲大姐（孙犁小女儿）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几封旧信，我感慨不已，加倍珍藏。

　　孙犁晚年，闭门读书，以书为友，开始写读书记。他给我的不少信，就是读某种书的消息。这些信件，有的发表在报刊上；有的是他以“耕堂函稿”的总题目，自行发表；有的还以专题性的，如“读书通信”发表；书信是孙犁晚年写作的一种文体。

　　孙犁逝世后，二十年间，他的作品继续被编辑出版，以各种形式广为流传，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孙犁作品出版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研究孙犁的文学道路，重新评价孙犁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地位及影响，在学术界已有可观的成果。我要特别指出，以老革命、老作家的资格，在社会转型期能活出自我、从不迷失的孙犁，他的坚守知识分子的尊严，淡泊名利的处世风格，他的“干净”，他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操”，更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

　　宋曙光 《天津日报》原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高级编辑

　　孙犁为《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倾尽一生心血

　　早在2013年，孙犁百年诞辰期间，我就萌生了想编一部纪念文集的想法，并已经做好前期准备，但因为时间和精力所限，最终未能如愿。这个遗憾埋在心里，成为我的一个心愿。2022年7月，孙犁逝世二十周年，我终于策划完成了“我与孙犁”这套纪念丛书，了却了这个酝酿近十年的心愿。

　　孙犁先生作为《天津日报》的创办者之一、党报文艺副刊的早期耕耘者，无疑是我们的一面旗帜。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孙犁以他独具风格、魅力恒久的文学作品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报纸副刊等方面，均有丰厚建树。孙犁病逝后的转年，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为孙犁建成的汉白玉半身塑像，便矗立在天津日报社大厦前广场，铭文寄托了全体报人的共同心声：“文学大师，杰出报人，卓越编辑。任何人只要拥有其中一项桂冠就堪称大家。但孙犁完全超越了这些……”

　　孙犁先生离去之后，我常与他的书籍为伴，这是逝者留下的唯一财富。每每阅读都会有新的感悟，似乎孙犁仍旧陪伴着我们，感觉不到岁月在流逝。从2010年至2017年，在我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工作的那些年，每到孙犁先生忌日，我仍然会在版面上组织刊发怀念文章。这种看似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是源于一种很深的感情因素。

　　1949年1月，随着天津解放的炮火，孙犁进城参与创办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报《天津日报》。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3月24日，他与郭小川、方纪等，共同创办了“文艺周刊”。自此，孙犁与《天津日报》同行五十三载，他培育知名作家，奋笔耕堂，著述传世，全情注入，竭尽心血。孙犁是党的文学事业、新闻事业的骄傲，是天津这座城市和《天津日报》这张报纸的荣耀。

　　1975年10月，我到《天津日报》工作后，便知道了孙犁的名字，开始读他的作品。1977年元月2日，我被调到了文艺组，上班第一天就去拜访了孙犁。那天，我拿着两份干部履历表，来到多伦道报社宿舍，敲开高台阶上的房门，一位清瘦、高挑儿的老人迎了出来。我表明来意，孙犁将我引入屋内。我那时不到二十岁，见到前辈难免紧张，说了两句客套话就离去了。但孙犁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连同他那独居的寓所，都有一种极为简朴的感觉，言谈举止，更像是一位和蔼的老人。

　　1979年1月4日，“文艺周刊”复刊，我为此写了一条复刊消息，同时刊登在复刊的第一期版面和《天津文艺》上。复刊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都曾征得孙犁的同意，特别是请回老编辑李牧歌，以便重新联系和集结起新老作者队伍，使“文艺周刊”继承原有的优良传统。和她一同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邹明，也是孙犁亲自提出的。

　　我最初编辑“文艺周刊”时，是负责诗歌稿件。我把自己想约一些大诗人作品的想法，告诉给孙犁，希望能得到老人的支持。孙犁听后，表示赞同，主动代我撰写约稿信。1979年5月12日，我在向田间约稿时，孙犁将他写给田间和曼晴的两封信交给我，嘱我一并寄给两位诗人。很快，田间就寄来了他的诗稿，并请我代他向孙犁问好。那天，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去见孙犁，高兴地请老人看了田间的来信和诗稿。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只留存下了田间的回信，却没有留下孙犁写给他们的约稿信，哪怕是留下复印件。

　　孙犁对青年作家也十分关注，并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写信，谈读过他们作品后的感想。1979年，铁凝的小说《灶火的故事》就是由孙犁转给《文艺》（增刊）的，并在1980年第3期上刊发，经《小说月报》转载后，使作家坚定了写作的信心。孙犁在给铁凝的信函中，谈到这篇小说时，给予了肯定，这对铁凝后来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还曾陪同从维熙、房树民，到医院去看望病中的孙犁。当他们将自己的新著和鲜花，摆放在孙犁的病床前，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当年，正是孙犁耕耘的“文艺周刊”，给了他们创作上的极大鼓舞和支持，使他们的人生起点有了文学的追求，成为文坛上的“参天大树”。他们的成长离不开“文艺周刊”的关心与培养。

　　回顾几十年的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继承前辈编辑的“真传”，将他们在党报副刊园地的奉献精神传承下去。有研究者提出：孙犁编副刊的方法，逐渐发展成为新中国报纸副刊编辑的“文艺周刊”传统，办一个刊物、形成一套方法、培养一个作家群，孙犁首当其冲。孙犁是报纸副刊编辑传统与“文艺周刊”作家群的引领者。随着“我与孙犁”丛书的出版，孙犁研究领域将豁然打开一片新天地。

　　记者后记

　　几位作家各自谈论着他们与孙犁相处的过往，话语间尽是对先生的敬仰与怀念。从他们的表述中，我渐渐描绘出一个愈发清晰的老人形象：他不喜热闹，却从不将与他谈论文学的人拒之门外；他生活朴素，文学是他唯一不变的追求；他一生奉献，毫不吝啬对后辈的关照与提携。诚如作家王松在会上所说：“孙犁先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先生人虽故去，但他的文字替他留在了这个割舍不掉的世间，将他的思想和精神留存下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热爱文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