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天津市第一批援藏医疗队启程出发，15名医护人员前往昌都地区（现昌都市）人民医院，在那里驻扎两年，为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建功立业。医疗队中最年轻的麻醉医师李双印，除了与医生们一起夜以继日地治病救人之外，也收获了一段珍贵的爱情。所以援藏两年对他的人生有着更大的影响，他也时时牵挂着那片高原。

　　天津市组建援藏医疗队

　　15名医护人员抵达昌都

　　1979年，我26岁，在红桥区一家医院的麻醉科工作。听闻天津市要组建援藏医疗队，我积极报名，顺利加入了这支队伍。当年10月，我们15名医护人员先到北京，转车去往成都，而后从成都向西藏开进。路途遥远又艰险，高原反应令人头疼难忍，只好靠吸氧缓解。汽车开了五天半，终于抵达我们的目的地──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西藏东大门昌都。

　　医疗队被安排到昌都人民医院，我和副队长、检验医师高瑞林分在一间宿舍。从宿舍窗口就能望见雪山，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入冬了，屋里的东西都冻得硬邦邦的。医院给每间屋子配了一个电炉子，可当地是水力发电，冬天水少，电力不足，到晚上就会停电，电炉子也冻成了冰疙瘩。平时几乎吃不到蔬菜。由于海拔原因，水烧到70℃时就开了，米饭总是夹生的，那种生硬的口感到现在都忘不了，馒头拿到手里像面团一样。医院里有一部手摇电话机，断线是常态，所以我们很难跟家里联系上。

　　改革开放初期，西藏的医疗事业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医疗设备也不全，预约的手术不多，大多是临时抢救，我们24小时待命，有手术立即就去做。到昌都不久，我们接到任务下乡去抢救伤员，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那是1980年1月的一天中午，我们刚忙完工作、吃罢午饭正要休息，忽然听到外科医师扎西通过有线喇叭大声呼喊：“天津援藏医疗队的高瑞林和李双印医生，赶快到院长办公室，准备参加外出急救！”

　　我和高瑞林赶忙回到科室，准备了一些抢救物品和急救药品，又迅速跑到院长办公室。只见屋门前停放着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土登院长简单通报了情况──昨天下午6点左右，昌都地区贡觉县47岁的藏族干部泽仁平措，在山上带领职工伐木时，不小心被倒下的木材砸伤了腹部。经县医院治疗观察一夜后，伤者仍处于休克昏迷状态，生命垂危，急需地区医院派出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前去抢救。院长一再叮嘱我们：路上要格外小心，争分夺秒、克服一切困难，全力抢救藏族兄弟的生命。

　　当天下午1点，外科主任唐宗德、外科医师扎西、检验医师高瑞林和我一起乘军用吉普车直奔贡觉县。汽车沿着蜿蜒曲折的川藏盘山公路疾驶，不多一会儿就攀上了海拔5400多米的达马拉山顶。我们几个援藏医生不约而同地感受到剧烈的高山反应──头疼、恶心呕吐、胸闷呼吸困难、眼前直冒金星，不得不服用止痛和安定药物，紧闭双眼靠在吉普车座位上。车窗外就是白茫茫的悬崖峭壁，凛冽的寒风拍打在车窗玻璃上，发出沙沙沙的声响。虽然我们都身着大皮袄、头戴皮帽子、脚蹬皮暖靴，但仍被冻得瑟瑟发抖，不停地搓手跺脚。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夕阳西下，天渐渐黑了，吉普车继续沿着崎岖的山路快速行驶。晚上8点，扎西医生突然大声说：“翻过这座山就是贡觉县城！”闻听此言，车上的其他人都揉了揉眼睛，打起了精神，准备迎接一场紧张的战斗。

　　艰苦条件下实施手术

　　抢救受重伤的藏族干部

　　军用吉普车快速驶入贡觉县医院。县领导、县医院院长和许多藏族兄弟一直守在医院，焦急地等着我们到来。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在县医院医生的陪同下，我们先为泽仁平措会诊。伤者血压很低，心率达到每分钟150多次，呼吸急促，感觉应该是腹腔内出血，内脏破了，据此制定了紧急手术方案。

　　县医院化验室内点起蜡烛，高瑞林医师克制着高山反应，在烛光下为百余名排队等待献血的藏族朋友逐一检验血型。鉴定血型使用显微镜时反射光源太弱，便用手电筒照明提高清晰度。伤者的血型是较少见的AB型血，无形中给血型鉴定增添了难度。最终，高医师找到了六位与伤者血型相同的人，保证了手术的顺利进行。

　　县医院的手术室特别简陋，几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设备。我给伤者打麻醉、输液，都是自己打着手电筒操作。午夜3点，唐宗德主任和扎西医生打开了伤者的腹腔，见腹腔内充满鲜红的血液，肝脏和脾脏破裂、肠腔多处破裂并已坏死变黑，估计出血量在1500毫升。那一刻真的体会到“时间就是生命”，唐宗德主任果断决定，先切除破裂的脾脏和坏死的肠腔，进行肠吻合，而后修补破裂的肝脏。

　　高原的寒夜，手术室里太冷了，县医院的人拿来两个小炭炉点着了取暖，但是焦炭燃烧后释放出了一氧化碳，使我们几乎处于中毒状态。本来高原反应头就很疼，这下更难受了，只能撤掉小炭炉。手术室里的温度又迅速降至冰点，最要命的是，输液吊瓶内的液体冻成了冰碴，根本无法快速输入人体，导致伤者血压继续下降、心率逐渐减慢，呼吸也快要停止了。手术医生迅速采取气管插管，施行人工控制呼吸，给予呼吸兴奋剂，并紧急输血和代血浆，稳定伤员的生命体征。我也赶紧让人帮着找来个凳子，站上去，解开棉衣，用自己的体温为吊瓶解冻。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手术遇到的困难仍然历历在目：没有电动吸引器，就用纱布反复吸蘸腹腔内陈旧的出血；发电机发出的电不稳定，手术台上的灯光忽明忽暗，就用三个手电筒捆绑在一起代替无影灯。医生们以娴熟的技术为伤者实施手术，输了800多毫升新鲜血液以及代血浆，挽救了一个藏族兄弟的生命。第二天上午10点，手术顺利结束，全程历时六个多小时。

　　藏族人的身体素质确实好，慢慢血压上来了，血也止住了，喊他，他也有了反应，并能简单回答问题。县领导、伤员家属和藏族朋友们无不为天津医疗队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所感动，他们以藏族人民特有的礼节，为我们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和清香的酥油茶。我们又在贡觉县医院待了十天，观察术后情况，等伤者基本恢复之后才离开。

　　遗憾没去看布达拉宫

　　援藏期间收获了爱情

　　援藏两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天津医疗队开展了几百例手术，帮助昌都人民医院建立了诊疗规范流程，为当地医生进行了很多次技术培训。昌都人民医院的很多科室都是咱们天津医疗队去了以后才逐渐建立、完善起来的，当初年轻的医生，如今已成长为院长。

　　我们和藏族同事白天一起工作，夜晚或节假日一起“耍坝子”，带点儿吃的喝的爬到山上，点燃篝火，围坐成一圈，一起跳舞唱歌，日子过得既艰苦又快乐。而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个遗憾──我们没去过拉萨，没去看一看布达拉宫，因为一来医院的工作确实太忙，二来当时的交通也很不方便。

　　最幸运的是，援藏期间我收获了爱情，与一起援藏的护士李俊青结为人生伴侣。我俩都是1954年出生的，来自两个不同的单位，她是护士，我是麻醉师，去西藏之前谁也不认识谁，一起工作朝夕相处，彼此都觉得对方挺好。李俊青快人快语、风风火火，和我的性格正好形成了互补。

　　回天津后，1981年，我和李俊青结婚。那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我们选择了旅行结婚──她值了一宿夜班后，我们一起去了一趟北京，逛了逛公园，吃了一顿饭，我们都觉得这样挺好。虽然没有真正举行婚礼，但那份甜蜜并未缺失。相同的援藏经历让我们永远心心相印，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还资助过好几名偏远山区的孩子上学，因为始终忘不了援藏期间藏族孩子们那纯真的笑脸和渴求知识的眼神。

　　一同援藏的队友们陆续结婚成家，虽然大家也曾聚会，但由于当时通讯方式落后，稍有工作单位或住址的变动，再联络就不方便了。2015年我从人民医院退休后，又开始寻找当年援藏的队友，也联系上了其中的几位。西藏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大家都期盼着能再回一次西藏，再回一次昌都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