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厉慧良100周年诞辰，天津京剧院复排厉（慧良）派代表剧目《战宛城》，并已于不久前上演。《战宛城》是武生、花脸、花旦、武丑等多行当同台争辉的经典之作。该剧故事取材于《三国演义》，讲述曹操征宛城，张绣出战不敌而降，曹操误听侄子曹安民怂恿，掳占张婶母邹氏。张绣大怒，但惧典韦之勇，用贾诩之计，遣胡车儿盗去典韦双戟，夜袭曹营，典韦战死，曹操大败逃走，张绣刺死邹氏。这出戏既文又武，很难掌握好尺寸、火候。剧中主角张绣的扮演者黄齐峰，师从厉慧良亲传弟子、京剧武生名家苏德贵，此剧也由其恩师亲授。回忆成长过程中的艰辛坎坷，黄齐峰期待能在舞台上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三四岁时上台演东哥春妹
几经辗转步入武生行当
有人曾经问我，能够35年如一日地练功钻研艺术，是靠什么来支撑的？突然被发问，我一时也答不出，但细想起来，与老师的培养、同行的帮助、观众的鼓励，以及自己对京剧的专注都分不开。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妈妈上台表演。妈妈是河北梆子演员，我的角色是《秦香莲》里的东哥、春妹。也许正是因为从小被这种艺术氛围感染着，12岁时我就报考了天津艺术学校，开始正式学京剧。
艺校七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先安排我学老生，一段时间后，又根据我的条件建议我学小生。可是，当我把几出小生戏学得有模有样的时候，可怕的变声期到了，唱不了了，老师也没办法。好在我平日练功从不偷懒，老师认为我的武功基础还不错，于是考虑再三，让我转到武生行当。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转换行当，慢慢寻找感觉。
作为武生，练功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学戏。半路出家的我跟人家一开始就学武生的同学相比，功底还是有差距的。怎么才能尽快跟上同学的步伐，怎么才能真正做好武生行当呢？老话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练功时。”凭着年轻气盛不服输的那股倔强，凭着进了艺校就要学有所成的决心，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练功房，有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踢腿、翻跟头、拿顶……一个个动作反复做。动作是否做到位，自己心里是有数的，我给自己定下规矩：每10次为一组，连续10次做到位，就让自己休息一小会儿；一组中有一次做得不好，那就从头来，再做10次。我就是用这个笨办法，让自己的基本功越来越扎实。
老师总是喜欢那些努力用功的孩子。我的表现也被老师看在眼里，老师们都非常喜欢我，经常为我“开小灶”，手把手地教我。正所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老师的引导让我在武生行当里“欲罢不能”。
1995年，我完成了艺校学业，按照学校的安排，继续留校进修，主要是等待集体接班的机会。所谓集体接班，就是把我们“88级京剧班”的学员整体放到一个院团工作。1984年成立的天津青年京剧团就是集体接班，当时的李瑞环市长对组建青年京剧团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扶持。这个团经过十几年的成长，集体接班的优势日趋显著，说明这种方法成才率更高。在各方的积极努力与协调下，1999年，天津京剧院实验团正式组建，我们这个班的全体学员一起进入天津京剧院工作。
参加京剧青研班
博采众长获益匪浅
当时的天津京剧院有很多老先生、老艺人，他们可能名气不是很大，但他们对京剧艺术的认真态度是有目共睹的。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领的是什么呢？是方向，做事情方向对了，再加上足够努力，定能有所成就。很幸运的是，在老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没走弯路，始终在正确的艺术道路上攀爬着。
2004年，我被选入第四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这个青研班学制三年，和一般高校的研究生班还不太一样，首先是国家给予了很大的资金支持，其次最关键的是自选导师，也就是说，可着全中国，你仰慕哪位导师，想跟他学，学校就帮你去对接，请来辅导你。这个太难得了！这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院团独立能做得到的。至今青研班的学员们大多数都已经成为京剧舞台上的中流砥柱、京剧队伍的重要力量。当时天津京剧院选送了五位演员，我们通过这个平台打开了眼界、掌握了系统的研究方法，由传统的艺人、匠人逐渐转化成学者型艺术人才。
我跟随授业恩师苏德贵先生深造多年，先生为我系统传授了所有厉派经典剧目，所学一切皆成为我的立世之本，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财富。先生教戏先育人，他说：“学戏，先要学做人，做人需要中正、平和，要做有良心的人、有良知的艺术家。行为不端，不忠不孝不爱国，你怎么能体现大英雄的家国情怀？”这使我深有所悟，此后信心更为坚定，一定要严谨治学、低调行事、戒骄戒躁，争做德艺双馨的演员，不辱师门。
研究生班提供了博采众长的平台，王金璐先生、李光先生、董文华先生、杨少春先生、张春孝先生、李景德先生都曾亲授我传统剧目，我还向老生名家杨乃彭先生学过文戏。在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我体会到了一个大武生功夫好仅仅是必要条件，真正把角色演到位，是要把角色演活、演准，展现出角色的性格、性情，不仅需要“唱念做打舞”全方位的表演，更需要对角色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回过头来再琢磨用什么样的表情、动作将自己和角色紧密融合起来。
我曾演过《雅观楼》中的十三太保，也曾演过《长坂坡·汉津口》的赵云、关羽。不同的角色，演出来一定不能千篇一律，所以从内心、表情、动作等方面的塑造和把握，确实是每个演员功底的体现，也是每个演员不断成长的体现。
上了台决不能掉链子
两次捧回青京赛金奖
2001年，我参加了第四届CCTV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记得那次比赛有五十个人进入决赛，生旦净末丑分行当比赛，武生有六个。比赛时我最后一个出场，临上场，带队指导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宝贝儿，死也给我死在台上，不许掉链子！”说不紧张是假的，但是等真站到了台上，入了戏，我也就忘了什么是紧张了。那天唱的是《火烧裴元庆》，自己觉得正常发挥，没给老师丢脸，捧了个金奖回来。后来有人跟我说，这种比赛最后一个上场真是尴尬，因为武戏技巧性强，不可预料的环节多，你再好，评委也不敢留高分；还有人开玩笑，人家都穿好西装、打好领带准备领奖了，你还没上场呢。但不管怎么说，这次参赛，我为天津京剧院拿回了头一个青京赛金奖。
2005年，我再次申请参加第五届青京赛。开始领导不同意，认为上一届我拿过金奖，这次无论是地区平衡、角色平衡，都不可能再获殊荣，从大局考虑，打算推荐旦角参赛。我真诚地向领导请示：“我是武生演员，上一次获奖时我24岁，今年28岁，每个人的艺术生涯都是有限的，状态最好的时候不去拼出好成绩，是会后悔的。这四年间我一直在拼命地长进，我相信自己的进步，我要把这个进步展示给老师、同行、观众，还有我的家人。”这番话打动了领导，让我自己选择，是参加三个月的拉美出访演出，还是留下来自己组队参赛。我说：“如果剧院出国巡演必须要我参加，那我就服从组织安排；如果可有可无，我就留下来参赛。”
最终我还是如愿参赛。怎么形容这次参赛呢？那就是好事多磨。队友在走台时突然跟腱断裂、配合中被枪戳伤抬不起胳膊、上场前勒头时盔头又出现了严重问题……这一桩桩的始料不及，遇上了你说心不慌，你说没打过退堂鼓，那是瞎话。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站到舞台上，灯光一给，全都顺过来了，大家可谓是超常发挥，又拿回来一个金奖！
我还特别要感谢上海戏校的王梦云校长。王校长偶然看到了我演出的录播，立即就找到我们当时的院长说：“黄齐峰现在这个年纪，这种艺术状态，很难得！你们应该紧锣密鼓赶紧把他推出来，出这么一个人才不容易。”院长采纳了王校长的建议，让我们去上海角逐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白玉兰奖面向全国，没有任何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凭实力参加；对评委的水平要求严格、评价体系科学公平，每年只有10个奖，所以业内评价是专业水准高、竞争激烈。很幸运，我成为那一年度的十分之一，捧回了白玉兰奖。再有就是梅花奖，听前辈们说起过梅花奖的残酷、梅花奖的诱惑，因为它的含金量高，现在是每两年一届，每届15个奖，很幸运的是，我也拿到了。
京剧艺术传承
我们的民族精神
剧院信任我、培养我，为我搭平台，把我的这点儿特长展示出去，把京剧艺术普及开来，让更多的观众认识了我，还赢得了高度的赞扬，我自己累一点儿、辛苦一点儿，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我想更努力地去回报社会。这些年，我参加了很多文化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的活动，也经常带领天津京剧院轻骑兵小分队开展此类活动。我们精心准备、轻装上阵，每一次我都会被观众的热情所感染。每当看到观众那沉醉于京剧艺术之美的悠然神情，每当听到观众发自内心的喝彩与掌声，每当瞥见演出结束时观众满眼的不舍，我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真的是人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
戏曲艺术在众多的文艺形式中最能体现天津特色。民间曾经有约定俗成的说法──北京坐科、天津唱红，方能走遍天下。这也就是说，想成“角儿”必须在天津登台演出，演员如果能够赢得天津观众的认可，那就等于是通过了一次大考。
百余年来，天津的戏曲艺术界名家辈出，包括著名京剧老生孙菊仙、尚派武生创始人尚和玉、厉派武生大师厉慧良……真可谓数不胜数。时至今日，天津作为戏曲艺术的摇篮，该如何继续发挥作用？要培养出优秀的大艺术家非常艰难，过去那些老先生们是用命在唱戏，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演绎出顶级的京剧艺术，因为演不好就是没饭吃，干不好就是饿死。很多老艺术家走了，艺术也随着人走了。我们这代人还要加快传承的脚步，全身心地投入到戏曲艺术中，为天津戏曲接班挑大梁。
这些年来，我的成长全都仰仗于恩师的言传身教、队友的无私奉献、家人的支持理解，因为有他们，才使我在组织的培养下不断精进、在艰辛和寂寞中得到锤炼。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愈发感觉到京剧艺术传承的不仅是舞台表演艺术，更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京剧艺术，将我们的国粹发扬光大。
对话黄齐峰
几代人传下来的好戏
不能从我们手里消失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战宛城》这出戏的？排这出戏的难点在哪儿？
黄齐峰：我向苏德贵先生学《战宛城》已经十几年了。这出戏对生旦净丑各个行当的要求都非常高，人员也多，排这出戏，对一个剧团来讲很不容易。只有一个大团，四梁四柱都具备了，才有力量去排。而且，很多前辈们的表演已经炉火纯青了，很难超越，任何一个后辈演这出戏，压力都很大。在天津京剧院，或者说在全国京剧界武生行当里，我算年龄比较大的，如果我不带头演这出戏，传承就会断代。我想，几代人呕心沥血传承下来的好戏，不能从我们这一辈人手里消失，所以再难、再苦也认了。
记者：您这次演《战宛城》，和以往前辈们的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黄齐峰：苏德贵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侯喜瑞、赵松樵、厉慧良三位先生传授的《战宛城》中，不断地研究、琢磨，最后形成了这次大家看到的、融合了三位大师表演精华的版本。前面“打城”这半出，基本上是以厉慧良先生的版本为主；中间的“投降”“校场”，基本上是以赵松樵先生的演出路数为主；后面的“探营”“回营”“定计”“刺婶”，基本上是以侯喜瑞先生的版本为蓝图。
记者：您觉得怎么才能把张绣这个人物演好？如何理解这个人物？
黄齐峰：刻画张绣这个人物，苏先生提出，张秀的“武”不像《长坂坡》《挑滑车》那么“武”，不能一动就想“武”，就想“爆”起来，就算是武打、耍下场花这种技术性很强的东西，也得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必须符合张绣这个文武老生的人物形象。之前我在耍枪的时候，苏先生就告诉我：“不能这么快、不能这么猛，要掌握好火候、节奏和力度，要带出潇洒灵活的秀气。”再有就是，张绣投降之后，要从大靠改成青素，他要穿这个青素去投降。这一段既要表现张绣这名战将“武”的气质，又要让观众看到他穿上青素变成文官去投降的那种无奈的心理状态。就这个环节，我反反复复地练了很多次，推敲琢磨该用什么样的形体和表情来演绎。再有就是演好张绣所需要的唱和念，对情绪、节奏、力度的控制与拿捏都十分重要。在被苏先生说了一遍又一遍的“不行再来、不行再来……不行、不对……”之后，终于在崩溃边缘找到了感觉。真应了那句话，“不疯魔不成活”！
本报记者 何玉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