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以《汉书》《史记》为基本阅读范畴，以史实及相关史料为基本内容，从中梳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全书约20万字，文章写世态，写人情，指陈弊病，纵论古今，不乏诛心之论，更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底子。作者看重古人的规矩，遵循规矩对照当下文学审美，以此走出百年以来国人于西学的“学徒”心态，寻回文化自信。

　　以前，我读过一些穆涛的散文，也读过他对散文的论述，常感到眼前一亮。这次，有缘得读其全部作品，受到很大震动。这种震动既有关于他这个“人”的，也有关于他的散文的，还有关于他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如将所有这些概括起来，那就是：穆涛不是一般的散文家，也非一般人，而是个得道者。他胸有谋略，运筹帷幄；他心有韬略，内敛沉静；他大道藏身，举重若轻；他看透世界人生，逍遥自适。这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散文写作和浑浑噩噩过人生的人大为不同。本文主要谈谈穆涛散文的叙事策略，从中可见其境界、品位、风格、气度。

　　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五四”以来开辟的新文化传统，或曰向西方学习后得来的“现代性”传统。长期以来，对于这两个传统，不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处于断裂甚至尴尬状态：既然“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是在批判乃至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求新求变、去老破旧也就势在必行。因此，不管怎么说，“五四”在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同时，也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断裂了，这在“五四”那代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人身上表现得尚不明显，越到后来这一断裂愈加突出。

　　“五四”那代人仿佛在清醒中又中了魔，他们不遗余力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鲁迅将中国古代文化比成“吃人的宴席”，陈独秀觉得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释家都应打倒和根除，钱玄同甚至偏激地说中国应废除汉字和换血换种，林语堂则痛骂中华民族是根本败类的民族，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虽有学衡派等的坚决反对和据理力争，但基本是一边倒，即用西方的现代性之刀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乐黛云曾回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没读过《诗经》，被汤用彤的“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一句考住的窘态。尽管她找的理由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课，但汤先生却认为，连《诗经》都没读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于是，乐黛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发奋背诵《诗经》，并表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更年轻的国人、学人、作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更是忽略，在西方文化的天然优越和先进的预设中，唯“西方是从”和“西方崇拜”的现象非常突出。即使所谓的“寻根文学”也往往不一定寻到真正的“根”，有的还将糟粕当精华。很多历史文化散文往往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知识漏洞百出，因此受到多方批评；二是用西方价值观审视和剪裁中国历史。可以说，在“五四”以来的小传统面前，包括散文家在内的不少作家、学者都陷入一种盲目随从状态。他们在文化的意义上缺少谋篇布局，更无理性自觉。在此，穆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不自信的一百年’。上一个世纪，军阀们做的恶劣事情以及恶劣结果，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文化上酿的一杯杯苦酒还有待于我们自斟自酌。”（《解放思想》）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启蒙逻辑：国家战败是因为军事不如人，军事战败是因为缺乏实业，实业不兴是政治所致，政治腐败是因为制度落后，制度落后的根源在文化的劣根性。于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罪魁祸首，被“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挖根掘坟。

　　穆涛首先充分肯定“五四”革命的价值，他在《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一文中说：“‘五四’以其现代精神革掉了封建旧制式的命，拆除了老围墙，前后左右贯通了思路，进而在文心上真的雕了一个龙，而且是飞舞起来的巨龙。”不过，他也指出其局限性，“但从散文角度看，‘五四’另一个‘大成就’正是把散文从正统席位上推了下去。”不过，与许多人不同，穆涛全力探入中国古代散文、文学、文化的历史，特别是对班固《汉书》有专深研讨，发表一系列成果。他在《代价与成本》一文中表示：“强化中国传统元素才显得更为迫切。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风，是让后辈人不幸的大事。”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态度诚恳坚定，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耐心，他像一个痴迷的探险者和寻宝者乐此不疲。

　　首先，在他笔下，中国历史知识如花树一般枝繁叶茂，充满生机活力。在《算缗和告缗》一文中，穆涛讲到汉代的两个经济措施：“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类似的知识点在穆涛散文中俯拾皆是，如春日之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其次，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认识非常透辟，处处是真知灼见，有的还是意义重大的，这在《敬与耻》《正信》《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致中和》《敬礼》《清雅》等文中都有较好体现。他这样谈“敬”：“敬有两方面的指向，敬人与敬己。敬己是敬德，是自尊，自重，自爱，是克敬守敬。敬礼不是举举手，摆个姿势，装装样子，而是循规守矩的总称。敬人、敬业、敬天地万物。”“敬是一个人的态度，要有态有度，态是行为状态，度是分寸感。无论对人还是对己，不及和过分都是失败。”（《敬与耻》）他如此论“信”：“正信，是迷信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迷信是忘我地去相信。正信要清醒，要走出迷宫，要找到通往理的大方向。正信，也不是质疑那个层面，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会出大问题的。迷信，再加上一份自信，离正信就不太远了。”“‘信得过’这个词指的是上一个台阶，仅仅觉悟了还不够，还要有超越，要跨过去。”“信见，是正信之后的所见。以信见指导所为，才会积好一点的功德。”“义的主航道不在生活的表层，有点类似隧道，也不是通途，需要勘探，需要拨开迷雾，有时也需要破冰或者凿岩。”（《正信》）他偏爱清正之气，认为“养正气或浩然正气，仅靠宽胃是不够的”“养出大气需要磨砺”“写文章写出正气是更难得的。一篇文章里，如果洋溢出了清正之气，就入了文学的境界”。（《气》）他还这样解“爱”：“爱的实质，是对自己的制约。”“博爱不是贪，是对自己多加约束，要更多地担当责任和义务。要特别留心爱自由这句话，自由不是放纵，自由的上限不是由自己，公众的利害要放在首位。”（《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价值观无疑具有纠偏作用，因为它过于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在爱情与欲望方面泛滥成灾。

　　再次，用心感悟的智慧在穆涛散文中并不少见。这是一个理性和智力往往达不到的地方，是一种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的通透清明境界。在《黄帝的三十年之悟》一文中，穆涛说：“灰色是不动声色，包罗万象。黑和白掺和在一起是灰，红黄蓝掺和在一起还是灰。颜色越杂，灰得越沉。物质，当然还有思想，充分燃烧之后是灰的。天破晓，地之初是灰的。天苍苍，野茫茫，苍和茫都闪烁着灰的光质。在希望和失望的交叉地带上，是一览无余的灰色。一个人，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心要透亮，不能杂芜。”他还说：“中国人真正相信的东西其实不多，但黄帝，是骨子里自发的迷信，着迷般的坚信。无论海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华人都自傲为他的子孙，附庸其后。”这样的表述充满“悟力”，是从数千年历史文化中感受到的心语。“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这句话，像智慧的“心灯”一样将暗夜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