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已在各种文学杂志上频频露脸、显露出超人创作才华的李健吾考入清华国文系。第一天上课点名，朱自清老师念到他的名字，停下问道：“你就是那位常发表作品的李健吾吗？”“是学生。”“看来你是有志于创作的喽？那你最好去读西语系。你转系吧……”言下之意，外文系才是培养作家的摇篮。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无论中文系、外文系，哪个系的教育都并不必然有益于创作，不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自清的话却有着很不一样的语境，他的建议也绝非空谷足音，而是一代学者的共识。

　　事情还要从1898年说起。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试图保住传统文化在大学中的主导地位。以传统学问中最为发达的“文学”为例，文学科（相当于文学系）最初分为七个方向：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这里的“文学”，还是传统的大文学概念。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设立数学、理化、地质、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共14个系，在制度上彻底割断了“文学”与经、史之间的联系，为“文学”划定了明确的界限。1925年，国文系又实施分类专修制，分“语言文字”“文学”与“整理国故”等三大类科目。此后，在各大学国文系的具体教学当中，传统的经典诵读与诗词试作教育模式逐渐被文学史模式取代，讲台上的旧式文人最终让位给掌握了“新知识”的研究者，学生更是被明确告知“莫要想到国文系来创造”（1936年闻一多给清华国文系新生的讲话），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文学。

　　国文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当时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主张，一种以傅斯年为代表，坚持学术本位，排斥文学欣赏与创作；另一派以杨振声为首，力主“创造时代新文学”。

　　1928年，杨振声担任清华文科学长兼国文系主任，与朱自清共同推进国文系改革，明确提出国文系的宗旨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如何创造呢？

　　一方面要研究旧文学，一方面再参考外国的新文学……生命既在求新，就时时要找新的营养。参考外国文学就是找新的营养。

　　在具体的课程安排中，清华国文系是中外文学并重。古典文学课程既讲作品又要学生写作，外国文学部分则要求学生必修西洋文学系的“西洋文学概要”等课程，尤其是增加了一门由杨亲自授课的“新文艺试作”，倡导学生创作。如此说来，国文系不是正适合李健吾这样的学生吗？

　　李健吾来到清华时，清华的大学部刚成立，国文系的课程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流，杨振声的改革还未开始。1930年，杨振声离开清华，朱自清接替他主持中文系工作，继续推行课程改革，却面对着来自学界越来越大的阻力。1932年11月，清华中文系通过《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课程全面转向国学研究，创造新文学的宗旨从此不再提起。中文系强调创作不过短短的三四年。因此，李健吾并未赶上“好”时候。那么，当时的外文系就真能弥补国文系的不足，有利于创作吗？

　　与国文系不同，早期大学里的外文系没有中西对立的包袱和传统资源的负荷，反而一直保持着文学本位的教育模式。有一个小例子特别能够说明当年文学独大的状况。1927年2月，清华西洋文学系接到教育部改进社陶行知先生来函，介绍美国语言学家佛赛博士来校演讲，代理主任吴宓考虑到本校无语言学一科，恐怕演讲过于专门，无人听讲，遂“婉辞函谢矣”。当时的外文系，文学类课程占据了绝对主导，即使是语言类课程“基本英文”也用文学作品作读物。尤为重要的是，所有文学课程，都特别看重作品细读，注重探讨“技术”问题，研究文学表现上之艺术。系主任王文显的戏剧课，指定学生阅读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对两剧作详细的分析。吴可读的“西洋小说”课，指定阅读的小说只有五本：《爱玛》《高老头》《包法利夫人》《罪与罚》《还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王文显等人认为：“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文学，主要是为了得到启发（灵感），其次才为获得知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知道多少并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受到激励，以便他们有能力创造新的中国文学，使之与当代世界的文学作品相一致。”

　　说回到李健吾，他在国文系读书两年，病了一年半，并没有系统上课，却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悉心指导，他的国文卷子和旧体诗词，都是由先生亲自批改。1927年9月，他果然依先生之言，转入外文系，跟随王文显潜入外国戏剧海洋之中。李健吾晚年回忆自己的写作生涯，自认为受朱自清影响最深：

　　“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念书，他总是字斟句酌地帮我修改文章。后来我上了西洋文学系，念了些法国东西、英国东西，可是私下里总要找朱老师请教。我是在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李健吾这里谈到的是散文写作，说到他的戏剧创作，则不可否认清华外文系与王文显给他的极大帮助。当年清华外文系图书馆为学生提供大量西方戏剧理论与剧本，系主任王文显每年都会利用手中经费充实补充，令李健吾与他的同学们（洪深、张骏祥、曹禺和杨绛）受益匪浅。

　　身为中国现代最成功的戏剧家、翻译家、散文家、评论家之一，李健吾的成长显然得益于旧文学、外国文学和语言工具的多重滋养。他遵照朱自清老师的建议转入外文系，的确开阔了视野，为自己的创作插上了翅膀，但是如果没有扎实的国文功底和旧诗词训练，他的成功很难实现。不管寄身于中文系还是外文系，像李健吾这样创造新文学的一代人，只有吸收中西文化的双重营养，才能够有所作为。李健吾的例子并未证明朱自清等人的信念，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文化选择和教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