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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金墟》描摹“世界遗产名录”开平碉楼与村落的兴衰与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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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3月0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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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莹莹 生命之爱的摆渡人(图)
本报记者 王小柔 摄影 蔡明仪
谢莹莹 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导。1938年生于广东汕头。1969年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翻译作品有卡夫卡《变形记》、黑塞《德米安:彷徨少年时》《温泉疗养客》等。 摄影 蔡明仪

  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旧楼老树,暗灰色的小路上挤放着一辆辆自行车。偶尔几只灰椋鸟鸣叫着换了树梢,下午3点,住在低层的人家已经亮起了灯。东拐西拐就到了谢莹莹先生的家,这是一间小房子,甚至墙上还挂着一副《陋室铭》,但这里却是精神的桃花源,一批又一批学生曾在床边上课,瘫痪没有困住谢先生,三十多年中,她在这里讲德国文学,在这里办诗会,在这里翻译写作,在这里谈笑风生,在这里讨论黑塞、卡夫卡、聂鲁达、辛波斯卡……单人床就是诺亚方舟,谢莹莹先生是我们的摆渡人。

  有一种爱

  是孩子般的真挚

  1990年,因为脊髓肿瘤切除手术,谢先生被切断五根神经,此后她不仅要日夜与床为伴,还要忍受间歇不断的强烈身体疼痛,至今也要不停地吃止痛药。她以床为中心,用自己常用的书物把自己“围”起来。伸手画个圈,物物皆在伸手所及处。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竟没有被病魔吞噬,反而散发出生命的喜悦之光。

  那个晴朗的下午,进门看见谢莹莹先生穿着枣红色皮西装,头上裹着花头巾,眼神清澈笑容明媚,85岁的魅力把小屋都照亮了。摇滚范儿太酷了,谢先生却说:“洗头太麻烦,干脆剃了个光头。”然后一把拽下头巾,板儿寸的发型也很美。她举手投足自带雅意,随便抓拍都是艺术照。先生张罗着泡红茶,麻利地翻出朋友从杭州寄来的各种精致点心,每一种都要装在精巧的盘子里,刀叉摆好。人生的仪式感充满了典雅之美。

  在谢先生身边,我们都化身为她的孩子。拍合影的时候,因为对焦需要点时间,谢先生在旁边叮嘱:“你先别笑,拍的时候再笑。”然后还不放心,身子前倾,侧过脸看看你到底笑没笑,我反倒被她的举动逗得哈哈大笑,她也情不自禁跟着笑了起来。这夸张大笑的合影很快被她发上了朋友圈。忽然觉得,她更像个孩子。

  先生教过的学生很多,她笑着拍拍自己的床说:“所有学生的孩子都在我这床上尿过。”谢先生桃李天下,她更像母亲,甚至比母亲更和蔼贴心,所以学生们无论毕业多久,经常会回来看她,有对象的带着各自的朋友,有孩子的就要抱过来给老师看看,卧室既是课堂又是会客厅。有个学生毕业多年还会感慨,最喜欢来谢老师家上课,因为总能吃到很特别的小点心。

  谢先生的床边摆满了书,此外,屋中每个角落都有谢莹莹先生和挚爱陈家鼐先生的合影,靠枕、相框、书内封……陈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理论数学家,同时出版过大量译著,也创作诗歌散文,著作等身。这一对神仙眷侣诠释着爱情的模样。

  有一种爱

  是衣带宽却无悔

  陈先生于2019年过世了,谢先生每每聊着聊着,会忽然说:“我觉得现在陈老师就坐在这儿。”我们低下头,忍住漫上眼眶的泪水,也给思念一个空间,听谢先生低低地抽泣。

  谢莹莹、陈家鼐二位先生都是出生在大陆,成长在台湾,深造在德国。他们从小读文言文、学《史记》和《左传》,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也阅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选集》,以及德文的马克思原著。

  1976年,当时的中国驻西德大使馆通知他们,国内批准他们回国定居。谢莹莹已经取得永久录用的资格,系主任劝她好好考虑,但她还是递了辞职信。陈家鼐的导师升任大学校长,邀请他跟随去当助理,这样的机遇,他想都不想就拒绝了:“谢谢,但我要回国。”并写下诗句,“此去惊雷迭起处,天涯当有耳同听。”

  大使馆的同志为他们订好了10月30日回国的机票。谢莹莹和陈家鼐兴奋无比,把汽车、冰箱、家具、衣服、饰品都送了人。谢莹莹特别喜欢旗袍,衣柜里有婆婆给她做的各种款式的旗袍,她正装行李,丈夫过来批评她:“你带这些干什么,都扔掉,咱们回祖国,不要穿得花枝招展,要艰苦朴素。”谢莹莹恋恋不舍地把旗袍掏出来,抬头问丈夫:“我只带那条睡着舒服的鹅绒被,行不行,其他都不带。”陈家鼐异常严肃:“不行!你要被子还是要我,你自己选!”

  临出家门时,谢莹莹又把自己带有金手链的手表摘下放在桌上。他们一家三口仅仅带了两个箱子,装的主要是专业资料,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一心一意只想和国人同甘共苦。

  在世人眼中,陈家鼐先生满心的理想主义,但在爱人眼中,他就是那个即便天涯,也要执子之手的人。回国后他们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回来?”谢莹莹先生觉得,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是很自然的事,那是生命的罗盘。她一直记得爱人送她的,他翻译布莱希特的诗:“觅我所爱,与之双飞,衣带宽却亦无悔。莫羡良缘,休问郎心,觅我所爱,与之偕行。”就是这样的情怀,让他们一起走过了几十载岁月。

  谢莹莹先生说:“倘若时光倒流,我们可以重新做决定的话,我们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回国定居这件事不会改变,我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恐怕也会重复一遍。我们仍然会在学有所成的时候,心怀对古老文明和朴实人民的热爱,踏上回归祖国的旅途,在这儿勤奋工作,在这儿发挥一己之长,尽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职责。”

  有一种爱

  是谢莹莹和陈家鼐

  当代人越来越不相信爱情了,尤其当爱情变成婚姻后,便暴露出对琐碎的不耐烦。然而有一种爱,即使相守了一个甲子,也依然期待每一次的见面。谢先生的爱慕,随着岁月一同生长,眼里的光芒从最初的北斗星变成了银河系。

  陈先生健康的时候,每年一次雷打不动的旅行,大半是寻觅古代诗人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先给家里打电话,谢莹莹先生不能行走,所以在家里等着他回来。这不是悲哀的你行我停──陈先生每次出远门都边走边写,整理成游记拿回来给妻子读。他文章写得很慢,吃了什么见了什么,历史人文心得,都逐一记下来,却完全不是流水账,因为他的眼睛里有情趣,字里行间都是好奇和幽默。谢先生每每边读边捂嘴笑,因为陈先生说游记是为妻子而写,这是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所以,在谢莹莹先生以轮椅度日的时间里,10万字的游记陪她走过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谢莹莹先生给丈夫起了绰号,叫“拗相公”。他一生执拗,某次旅行回家,胃出血,却坚决不去看病,理由是:“现在我的情绪不适合住院。”因为不看微信,不用电脑、手机,所有稿件都用手写,陈先生不苟世俗、不随大流,他的思想行为举止与众不同。在谢先生眼里,外表儒雅的丈夫更像个古代士大夫,精神上则充满着自由、平等、博爱,具有缜密的数理逻辑思维。他的快乐经常夹杂着忧伤,所以陈先生在众人之间经常感到孤寂。

  有一次,陈先生心情不好,谢先生一眼看出,避开众人,让他推着轮椅来到院子的一张长凳边,陈先生就躺在妻子身边,默默一起待了很久,等他心境平稳了才回家。另一次,陈先生摔坏了髋骨住院,半夜做噩梦,让护工叫妻子,谢先生下床,陈先生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能够相守!”谢先生用另一只手抚摸丈夫的脸,看他渐渐安静下来,直到睡着。

  他们性格极端相反:一个隐藏着感情,惜字如金,另一个兴之所至口不择言,毫无保留;一个凡事安静隐忍,另一个则遇事反应激烈;陈先生无比自律,做事严密规划,谢先生则想到什么干什么,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连饭菜胃口都相反,然而一切又是和谐圆满的,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奇妙。

  陈家鼐先生笔名是“欧凡”,很多国外优秀诗人的作品都是经由他翻译,介绍给国人的。他在自己的思想与诗歌之国中漫游或者筑居,那是他真正的故乡。阅读他的文字,让你不由自主地小心翼翼起来,像站在一座宁静而美丽的花园门扉前,里面的一草一木都比我们更知晓这位暮色里的思想者的忧戚、深刻与纯净。

  有一种爱

  是向死而生的浪漫

  谢莹莹先生很从容地安排着身后事,前一段时间拍了照片,找出陈先生喜欢的色系衣服,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因为她说,不想走得太匆忙,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准备好。

  其实,这么多年,她已经把病痛当成了朋友。她说:“你进入了为你而设的门,你恋栈你的栖身之所,你唯一的朋友就是我,我细细探究你的奥秘,成为你独有的知情人。”当视疾病为良友,把自己当成病痛的“知情人”,身体的苦已对心不构成“威胁”,反而因为遍尝过病痛的“捉摸不定”和“不可主宰”,才找到心与身的相处之道。也许正因为这样,即便是在身体依然疼痛的当下,谢先生的脸上还能时刻葆有童真般的笑靥,流出心的喜悦。

  面对人生终点,两位先生都表现出一种浪漫。陈先生曾说:“我们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那个我们定情的地方。”陈先生从来不过生日,也极少在外面吃饭,但有一年的生日,他郑重其事地邀请了两位学生到饭店吃饭,主要为了预先交代给他们“我们的骨灰要撒在海里”这件事。

  某一日,陈先生躺在病床上,谢先生握着他的手说:“你的辛苦和无奈我看在眼里,你心底的孤独寂寞我知道,‘我的寂寞像岩缝间的冷泉,一丝丝,渗自心间的块垒’,那儿,是我进不去,也不能进去的处所,我尊重你,不侵入那里面干扰你,我知道,留着这份孤独心境对于你有多么重要,你需要偶尔独自在心底温柔地品尝它,与自己的忧伤相处。我只能无能为力心疼地看着你把自己燃尽,最终,你真的是油尽灯枯了。”

  陈先生去世时,很多学生前来看望,走进小屋,老师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安详地睡着,像一个困极了的孩子。右手不知什么时候伸在了被子外面,学生用力握住先生枯瘦的手,把手放回被子里,轻轻说声:“老师,再见!”几天之后,谢先生发了朋友圈:“猎人归家,水手返航。”陈先生带着婴儿般的睡眠,悄然回到他的理想国。

  二位先生就像并肩站立的两棵树,历经风雨的叶子浓郁又清丽,互相扶持又彼此独立。根在深厚的大地相连,枝叶在风里轻声问候,日日夜夜,早已习惯了相依相伴。陈先生的离去对妻子而言就像树木移植的过程,她不得不被连根拔起,来到新的土壤,只有叶子仍带有爱人的气息。但纵使浪迹远游,万里颠沛乘桴,终有一天还会再次相逢。

  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会来接谢先生,男生背女生抬;在家里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则围坐床边,当人多到家里装不下,就到院子里的树下讲课。一群青葱少年围拢在坐轮椅的长者身边聆听文学课,这是何等的浪漫。

  在谢先生眼里,世界是美的,哪怕她经历了生命中太多的痛苦。她心里的爱,从眉梢漫过嘴角,真诚的笑容是生命的标配,她是摆渡人,无论到哪里都阳光万里,鲜花开放。

  对话谢莹莹

  从黑塞到卡夫卡

  一场诗意的超越

  记者:德国作家、诗人赫尔曼·黑塞,被称为浪漫派最后的骑士,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翻译过他很多作品,德语世界的作家那么多,为什么钟爱黑塞?

  谢莹莹:我与黑塞的相遇始于一场大病。当时读了他的散文集《温泉疗养客》,被他的幽默感染,笑得忘却了痛苦。黑塞的小说我读了很多,但更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黑塞的诗写的大多是对世间万物、时序变化的内心感受,他认为诗歌是“诗人的呐喊”。他的散文除湖光山色、生老病死外,也对时代与社会有许多思考、批评。诗歌与散文其实都是他的灵魂自传。

  记者:看过您翻译的一篇黑塞写的《一位献身于中国与德国沟通的人物》,黑塞也很热爱东方文化吗?

  谢莹莹:黑塞的时代,正是中国文化大量涌入欧洲的时期。黑塞写过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书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远超时人。但他始终无法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所幸他最后看清了这一点,认识到必须在自身的文化中寻求出路。

  记者:年轻人是不是更喜欢读黑塞?

  谢莹莹:上世纪90年代,我和美国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聊天,发现黑塞被列入大学阅读课程,美国的大学生几乎都在读黑塞。黑塞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黑塞的书一直畅销,《德米安》里有一个小鸟破壳而出的故事,他想要借这个隐喻告诉年轻人:不要随波逐流,要找回自己的本性。

  记者:您还翻译过很多卡夫卡的作品,如果推荐一本,您会选哪部?

  谢莹莹:我推荐卡夫卡的《变形记》。书中主人公格雷戈尔非常不喜欢自己作为推销员的工作,他压抑到一定程度,便变形了。家人对待他的态度从最初的关心到最后的冷漠,以至于希望他死。社会和家庭的压迫是能置人于死地的。人应当寻回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

  记者:您是我们眼中幸福的样本,在心中坚守一生做自己,全心全意,永不停息。

  谢莹莹:我最无愧此生的三件事:一是我一直爱着我认定要爱的那个人,直到他走了,爱还在延续;二是我全心全意投入教书育人的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爱学生宛如子女,他们爱我宛如母亲或祖母;三是我为人处世一直凭着良知,做该做的事,尽量做能够于人有益的事,绝不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余生我仍然会抱着悲悯之心看待苍生,凭着良知做该做的事,用一颗纯净柔软的心与人相处。

  记者:您的人生让我想到那句“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谢莹莹:我截瘫三十多年了,如今处于老弱病残半失能的状态中,离终点很近了,可我毫无死亡恐惧。只要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事,无论是读书、写作或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抱着爱心和怜悯心对待万物,抱着好奇心观察世界,当最后一刻来临,便可以平静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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