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旧楼老树，暗灰色的小路上挤放着一辆辆自行车。偶尔几只灰椋鸟鸣叫着换了树梢，下午3点，住在低层的人家已经亮起了灯。东拐西拐就到了谢莹莹先生的家，这是一间小房子，甚至墙上还挂着一副《陋室铭》，但这里却是精神的桃花源，一批又一批学生曾在床边上课，瘫痪没有困住谢先生，三十多年中，她在这里讲德国文学，在这里办诗会，在这里翻译写作，在这里谈笑风生，在这里讨论黑塞、卡夫卡、聂鲁达、辛波斯卡……单人床就是诺亚方舟，谢莹莹先生是我们的摆渡人。

　　有一种爱

　　是孩子般的真挚

　　1990年，因为脊髓肿瘤切除手术，谢先生被切断五根神经，此后她不仅要日夜与床为伴，还要忍受间歇不断的强烈身体疼痛，至今也要不停地吃止痛药。她以床为中心，用自己常用的书物把自己“围”起来。伸手画个圈，物物皆在伸手所及处。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竟没有被病魔吞噬，反而散发出生命的喜悦之光。

　　那个晴朗的下午，进门看见谢莹莹先生穿着枣红色皮西装，头上裹着花头巾，眼神清澈笑容明媚，85岁的魅力把小屋都照亮了。摇滚范儿太酷了，谢先生却说：“洗头太麻烦，干脆剃了个光头。”然后一把拽下头巾，板儿寸的发型也很美。她举手投足自带雅意，随便抓拍都是艺术照。先生张罗着泡红茶，麻利地翻出朋友从杭州寄来的各种精致点心，每一种都要装在精巧的盘子里，刀叉摆好。人生的仪式感充满了典雅之美。

　　在谢先生身边，我们都化身为她的孩子。拍合影的时候，因为对焦需要点时间，谢先生在旁边叮嘱：“你先别笑，拍的时候再笑。”然后还不放心，身子前倾，侧过脸看看你到底笑没笑，我反倒被她的举动逗得哈哈大笑，她也情不自禁跟着笑了起来。这夸张大笑的合影很快被她发上了朋友圈。忽然觉得，她更像个孩子。

　　先生教过的学生很多，她笑着拍拍自己的床说：“所有学生的孩子都在我这床上尿过。”谢先生桃李天下，她更像母亲，甚至比母亲更和蔼贴心，所以学生们无论毕业多久，经常会回来看她，有对象的带着各自的朋友，有孩子的就要抱过来给老师看看，卧室既是课堂又是会客厅。有个学生毕业多年还会感慨，最喜欢来谢老师家上课，因为总能吃到很特别的小点心。

　　谢先生的床边摆满了书，此外，屋中每个角落都有谢莹莹先生和挚爱陈家鼐先生的合影，靠枕、相框、书内封……陈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理论数学家，同时出版过大量译著，也创作诗歌散文，著作等身。这一对神仙眷侣诠释着爱情的模样。

　　有一种爱

　　是衣带宽却无悔

　　陈先生于2019年过世了，谢先生每每聊着聊着，会忽然说：“我觉得现在陈老师就坐在这儿。”我们低下头，忍住漫上眼眶的泪水，也给思念一个空间，听谢先生低低地抽泣。

　　谢莹莹、陈家鼐二位先生都是出生在大陆，成长在台湾，深造在德国。他们从小读文言文、学《史记》和《左传》，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也阅读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选集》，以及德文的马克思原著。

　　1976年，当时的中国驻西德大使馆通知他们，国内批准他们回国定居。谢莹莹已经取得永久录用的资格，系主任劝她好好考虑，但她还是递了辞职信。陈家鼐的导师升任大学校长，邀请他跟随去当助理，这样的机遇，他想都不想就拒绝了：“谢谢，但我要回国。”并写下诗句，“此去惊雷迭起处，天涯当有耳同听。”

　　大使馆的同志为他们订好了10月30日回国的机票。谢莹莹和陈家鼐兴奋无比，把汽车、冰箱、家具、衣服、饰品都送了人。谢莹莹特别喜欢旗袍，衣柜里有婆婆给她做的各种款式的旗袍，她正装行李，丈夫过来批评她：“你带这些干什么，都扔掉，咱们回祖国，不要穿得花枝招展，要艰苦朴素。”谢莹莹恋恋不舍地把旗袍掏出来，抬头问丈夫：“我只带那条睡着舒服的鹅绒被，行不行，其他都不带。”陈家鼐异常严肃：“不行！你要被子还是要我，你自己选！”

　　临出家门时，谢莹莹又把自己带有金手链的手表摘下放在桌上。他们一家三口仅仅带了两个箱子，装的主要是专业资料，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一心一意只想和国人同甘共苦。

　　在世人眼中，陈家鼐先生满心的理想主义，但在爱人眼中，他就是那个即便天涯，也要执子之手的人。回国后他们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回来？”谢莹莹先生觉得，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祖国是很自然的事，那是生命的罗盘。她一直记得爱人送她的，他翻译布莱希特的诗：“觅我所爱，与之双飞，衣带宽却亦无悔。莫羡良缘，休问郎心，觅我所爱，与之偕行。”就是这样的情怀，让他们一起走过了几十载岁月。

　　谢莹莹先生说：“倘若时光倒流，我们可以重新做决定的话，我们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回国定居这件事不会改变，我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恐怕也会重复一遍。我们仍然会在学有所成的时候，心怀对古老文明和朴实人民的热爱，踏上回归祖国的旅途，在这儿勤奋工作，在这儿发挥一己之长，尽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职责。”

　　有一种爱

　　是谢莹莹和陈家鼐

　　当代人越来越不相信爱情了，尤其当爱情变成婚姻后，便暴露出对琐碎的不耐烦。然而有一种爱，即使相守了一个甲子，也依然期待每一次的见面。谢先生的爱慕，随着岁月一同生长，眼里的光芒从最初的北斗星变成了银河系。

　　陈先生健康的时候，每年一次雷打不动的旅行，大半是寻觅古代诗人的足迹。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先给家里打电话，谢莹莹先生不能行走，所以在家里等着他回来。这不是悲哀的你行我停──陈先生每次出远门都边走边写，整理成游记拿回来给妻子读。他文章写得很慢，吃了什么见了什么，历史人文心得，都逐一记下来，却完全不是流水账，因为他的眼睛里有情趣，字里行间都是好奇和幽默。谢先生每每边读边捂嘴笑，因为陈先生说游记是为妻子而写，这是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所以，在谢莹莹先生以轮椅度日的时间里，10万字的游记陪她走过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谢莹莹先生给丈夫起了绰号，叫“拗相公”。他一生执拗，某次旅行回家，胃出血，却坚决不去看病，理由是：“现在我的情绪不适合住院。”因为不看微信，不用电脑、手机，所有稿件都用手写，陈先生不苟世俗、不随大流，他的思想行为举止与众不同。在谢先生眼里，外表儒雅的丈夫更像个古代士大夫，精神上则充满着自由、平等、博爱，具有缜密的数理逻辑思维。他的快乐经常夹杂着忧伤，所以陈先生在众人之间经常感到孤寂。

　　有一次，陈先生心情不好，谢先生一眼看出，避开众人，让他推着轮椅来到院子的一张长凳边，陈先生就躺在妻子身边，默默一起待了很久，等他心境平稳了才回家。另一次，陈先生摔坏了髋骨住院，半夜做噩梦，让护工叫妻子，谢先生下床，陈先生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能够相守！”谢先生用另一只手抚摸丈夫的脸，看他渐渐安静下来，直到睡着。

　　他们性格极端相反：一个隐藏着感情，惜字如金，另一个兴之所至口不择言，毫无保留；一个凡事安静隐忍，另一个则遇事反应激烈；陈先生无比自律，做事严密规划，谢先生则想到什么干什么，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连饭菜胃口都相反，然而一切又是和谐圆满的，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奇妙。

　　陈家鼐先生笔名是“欧凡”，很多国外优秀诗人的作品都是经由他翻译，介绍给国人的。他在自己的思想与诗歌之国中漫游或者筑居，那是他真正的故乡。阅读他的文字，让你不由自主地小心翼翼起来，像站在一座宁静而美丽的花园门扉前，里面的一草一木都比我们更知晓这位暮色里的思想者的忧戚、深刻与纯净。

　　有一种爱

　　是向死而生的浪漫

　　谢莹莹先生很从容地安排着身后事，前一段时间拍了照片，找出陈先生喜欢的色系衣服，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因为她说，不想走得太匆忙，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准备好。

　　其实，这么多年，她已经把病痛当成了朋友。她说：“你进入了为你而设的门，你恋栈你的栖身之所，你唯一的朋友就是我，我细细探究你的奥秘，成为你独有的知情人。”当视疾病为良友，把自己当成病痛的“知情人”，身体的苦已对心不构成“威胁”，反而因为遍尝过病痛的“捉摸不定”和“不可主宰”，才找到心与身的相处之道。也许正因为这样，即便是在身体依然疼痛的当下，谢先生的脸上还能时刻葆有童真般的笑靥，流出心的喜悦。

　　面对人生终点，两位先生都表现出一种浪漫。陈先生曾说：“我们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那个我们定情的地方。”陈先生从来不过生日，也极少在外面吃饭，但有一年的生日，他郑重其事地邀请了两位学生到饭店吃饭，主要为了预先交代给他们“我们的骨灰要撒在海里”这件事。

　　某一日，陈先生躺在病床上，谢先生握着他的手说：“你的辛苦和无奈我看在眼里，你心底的孤独寂寞我知道，‘我的寂寞像岩缝间的冷泉，一丝丝，渗自心间的块垒’，那儿，是我进不去，也不能进去的处所，我尊重你，不侵入那里面干扰你，我知道，留着这份孤独心境对于你有多么重要，你需要偶尔独自在心底温柔地品尝它，与自己的忧伤相处。我只能无能为力心疼地看着你把自己燃尽，最终，你真的是油尽灯枯了。”

　　陈先生去世时，很多学生前来看望，走进小屋，老师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安详地睡着，像一个困极了的孩子。右手不知什么时候伸在了被子外面，学生用力握住先生枯瘦的手，把手放回被子里，轻轻说声：“老师，再见！”几天之后，谢先生发了朋友圈：“猎人归家，水手返航。”陈先生带着婴儿般的睡眠，悄然回到他的理想国。

　　二位先生就像并肩站立的两棵树，历经风雨的叶子浓郁又清丽，互相扶持又彼此独立。根在深厚的大地相连，枝叶在风里轻声问候，日日夜夜，早已习惯了相依相伴。陈先生的离去对妻子而言就像树木移植的过程，她不得不被连根拔起，来到新的土壤，只有叶子仍带有爱人的气息。但纵使浪迹远游，万里颠沛乘桴，终有一天还会再次相逢。

　　在教室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会来接谢先生，男生背女生抬；在家里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则围坐床边，当人多到家里装不下，就到院子里的树下讲课。一群青葱少年围拢在坐轮椅的长者身边聆听文学课，这是何等的浪漫。

　　在谢先生眼里，世界是美的，哪怕她经历了生命中太多的痛苦。她心里的爱，从眉梢漫过嘴角，真诚的笑容是生命的标配，她是摆渡人，无论到哪里都阳光万里，鲜花开放。

　　对话谢莹莹

　　从黑塞到卡夫卡

　　一场诗意的超越

　　记者：德国作家、诗人赫尔曼·黑塞，被称为浪漫派最后的骑士，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翻译过他很多作品，德语世界的作家那么多，为什么钟爱黑塞？

　　谢莹莹：我与黑塞的相遇始于一场大病。当时读了他的散文集《温泉疗养客》，被他的幽默感染，笑得忘却了痛苦。黑塞的小说我读了很多，但更喜欢他的诗歌与散文。黑塞的诗写的大多是对世间万物、时序变化的内心感受，他认为诗歌是“诗人的呐喊”。他的散文除湖光山色、生老病死外，也对时代与社会有许多思考、批评。诗歌与散文其实都是他的灵魂自传。

　　记者：看过您翻译的一篇黑塞写的《一位献身于中国与德国沟通的人物》，黑塞也很热爱东方文化吗？

　　谢莹莹：黑塞的时代，正是中国文化大量涌入欧洲的时期。黑塞写过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书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远超时人。但他始终无法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所幸他最后看清了这一点，认识到必须在自身的文化中寻求出路。

　　记者：年轻人是不是更喜欢读黑塞？

　　谢莹莹：上世纪90年代，我和美国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聊天，发现黑塞被列入大学阅读课程，美国的大学生几乎都在读黑塞。黑塞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黑塞的书一直畅销，《德米安》里有一个小鸟破壳而出的故事，他想要借这个隐喻告诉年轻人：不要随波逐流，要找回自己的本性。

　　记者：您还翻译过很多卡夫卡的作品，如果推荐一本，您会选哪部？

　　谢莹莹：我推荐卡夫卡的《变形记》。书中主人公格雷戈尔非常不喜欢自己作为推销员的工作，他压抑到一定程度，便变形了。家人对待他的态度从最初的关心到最后的冷漠，以至于希望他死。社会和家庭的压迫是能置人于死地的。人应当寻回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

　　记者：您是我们眼中幸福的样本，在心中坚守一生做自己，全心全意，永不停息。

　　谢莹莹：我最无愧此生的三件事：一是我一直爱着我认定要爱的那个人，直到他走了，爱还在延续；二是我全心全意投入教书育人的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爱学生宛如子女，他们爱我宛如母亲或祖母；三是我为人处世一直凭着良知，做该做的事，尽量做能够于人有益的事，绝不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余生我仍然会抱着悲悯之心看待苍生，凭着良知做该做的事，用一颗纯净柔软的心与人相处。

　　记者：您的人生让我想到那句“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谢莹莹：我截瘫三十多年了，如今处于老弱病残半失能的状态中，离终点很近了，可我毫无死亡恐惧。只要我们还能够做点什么事，无论是读书、写作或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抱着爱心和怜悯心对待万物，抱着好奇心观察世界，当最后一刻来临，便可以平静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