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元学案》，程颢、程颐自述，在他们哥儿俩十五六岁的时候，初从周敦颐学，周敦颐就经常让他们“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后来，二程创建理学，开门授徒，遂特意于《论语》中摘出《述而》章的“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和《雍也》章的“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重申周敦颐之问，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弟子们钻研。后学继之，经宋而历元明清，“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遂成学界900年间论之不休的经典命题。

　　其实，《论语》除了二程着意摘出的两条外，还有十余条谈到君子自觉可“乐”处，涉及学习之乐，守道安贫之乐，奋发之乐，礼乐有度之乐，好道人善之乐，弟子优异之乐，多贤友之乐，经典名曲欣赏之乐，若再参考其他典籍，孔颜所乐之事，可谓多多。但“乐”与不“乐”，归根到底是一种感觉，而在伦常日用中，最能给人以美感的音乐绝不应该，也绝不可能缺位。在笔者看来，孔颜乐处，所乐之事，读书、修身、弦歌，三位一体，贯穿终生，生命不息，“乐事”不止。在传世至今的诸多典籍中，也生动而翔实地记述着：孔颜乐处有弦歌。

　　杏坛施教 弦歌伴之

　　《论语·述而》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强调，孔门教学，以道为志向，以德为根据，以仁为凭借，涵泳从容于礼、乐、射、御、书、数之技，以培育品学双优、德艺兼备之才。在这其中，“艺”居压轴之位，而“艺”之中，“乐”居前列，仅次于“礼”。孔子对音乐教学和音乐活动的重视程度，是大别于同时期其他诸子的，也远高于其后历代的官学私学。

　　在孔门教学中，常有弦歌相伴。《庄子·渔父》曾以细腻的描述，记录了一次孔门教学全景：

　　这天，“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孔子领着弟子们，先于一片幽深的树林之中漫游，有点累了，就在杏树下的一个台子上坐下小憩，让弟子们读书，孔子则弹琴唱歌，为弟子们的读与思，营造佳境。一支曲子还未弹唱到一半，就见一个眉毛胡须都已全白的渔父，从林边的河中下船上岸，披发飘袖，循声走到近旁坐下，左手按膝，右手托腮，专注地听孔子弹唱。

　　待一曲弹唱完毕，老渔父招手把子贡和子路叫过去，指着孔子问：“这位是干啥的？”子路说：“是鲁国的君子。”“姓啥？”“姓孔。”“孔先生都研究些啥呢？”子路未及开口，子贡已抢先赞道：这孔先生呀，“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渔父又问：“那他是国君吗？”子贡答：“不是。”“是王侯的辅佐吗？”“也不是。”听到这，渔父不再发问，微笑着转身往回走去，嘴里感叹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

　　子贡还报孔子，孔子一听，就觉得这渔父是位了不起的哲人，急忙走下杏坛，赶到河边，要亲自向渔父求教。渔父已拿起船篙，正要撑船离去，“顾见孔子，还向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孔子向其表示了求教的诚意。渔父为之感动，曰：“嘻！甚矣，子之好学也。”两人交谈良久，孔子发现，渔父之学与自己的儒学相去甚远，却能发人深省，更能启人心智，他对弟子们感叹道：“今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

　　《庄子·渔父》记述的这次孔门杏坛授课，环境幽雅，过程曼妙，有林有河，有树有台，有门中师徒授受，有学界高人交流，更有林路漫步，弦歌润泽，乃当之无愧的教学经典，令人心向往之。所以自此以后，“杏坛”，遂为学人聚徒授课之雅称，官办民办学校之通名。

　　据《论语·先进》记述，孔门授受，常如家人聚会聊天，弟子们也可以携琴而至，边弹边听。

　　在孔子的示范引领和环境熏陶下，孔门弟子大都爱好弦歌，并涌现出一批弦歌高手，如曾参、闵子骞等，像孔子一样，有琴曲传世。东汉末年蔡邕作《琴操》，就收录了当时尚在流行的曾参的《归耕》《梁山操》，闵子骞的《崔子渡河》。

　　春秋末年，哪里有孔门授受处，哪里就有弦歌。鲁国的洙水、泗水一带，是孔门师徒讲诵游艺最多最久的地方，被人们尊称为“弦歌之地”。

　　居贫处厄 弦歌远志

　　我国古代的乐器，主要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材料制成，儒家最重以丝为弦的琴。北宋学者陈暘《乐书》说：“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所以，“君子常御不离乎前”，孔门师徒，正是如此。特别当其居贫处厄之时，常以弦歌遣怀，清心远志，乐而忘忧，乐而悟道。

　　《尚书大传·略说》记，子夏攻读《尚书》告一段落，去见孔子，孔子问他：你读《尚书》，有啥收获？子夏答道：《尚书》所记所论，“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先生给我强调的这些，我都记牢了，理解了。我虽然远处黄河与济水之间的深山中，住在岩壁上破败的屋子里，编蓬草为门，“弹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风”，发愤慷慨，忘己贫贱，“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而忽不知忧患与死也”。孔子惊喜道：“嘻！子殆可与言《书》矣！”

　　孔子说过，“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又说过：“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一生，都在为其仁政理想而奋斗，所以，孔子办学，着重于培育社会治理人才，在孔子门下学了三年，还没有入仕求官的念头，是很难得的。颜回乃孔门第一高足，却久不入仕。孔子好奇，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听了，十分欣赏，赞道：“善哉，回之意！”

　　《韩诗外传》卷一记载：孔子去世后，弟子原宪回到家乡继续读书钻研，家里条件比颜回还差，房屋矮小，茅草盖顶，蓬草编门，桑条为枢，破瓮当窗，上漏下湿。原宪处之泰然，“匡坐而弦歌”。

　　《诗经·郑风》有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这正是孔门师徒居贫守道的常态，心中有大道，案头有经典，兴来有弦歌，能不乐乎！

　　日常居贫如此，乍遇厄困，孔门师徒照样如此，处变不惊，弦歌不断，论学益进，远志以开智，化凶以为吉。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卫去宋，途经匡，因孔子外貌有些像曾祸害过匡地的阳虎，当地武装遂将孔子一行包围，要抓“阳虎”。孔子知道这是个误会，坦然对之，“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

　　子路问：先生怎么还快乐得起来？孔子说：“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那是我的错误。我不是阳虎，而把我当成阳虎，就不是我的错了。来吧，咱俩依弦而歌吧，你唱我和。正好匡人已觉出自己的误判，又从师徒俩的弦歌声中听出了真诚的友善，愧疚地解围致歉。

　　《淮南子·主术训》对孔子被“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深表敬意。

　　青灯编《诗》 弦歌正音

　　鲁哀公十一年冬天，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从此直到逝世，六年间，孔子全力以赴，投入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编《书》，删《诗》，序《易》，订《礼》，正《乐》，作《春秋》，后学尊之，是为《六经》。

　　六部经典中，《尚书》《易》《礼》《乐》《春秋》五经，内容各自专一。《诗》则兼及诗、乐、礼三个方面的历史文化，涉及删、订、正三项具体工作和琴、歌、舞三种技艺，可谓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论语·子罕》记，“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据《史记》《汉书》《隋书》以及《墨子》、朱熹《论语集注》等相关记述，诗，本是人们用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的。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最初但歌咏而已，后来又配以管弦，以存劝诫。夏、殷以上，诗多不存。及至周代，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人们诵美盛德，咏诗歌舞遂多。其后周衰，诗多亡遗。

　　比孔子年长的鲁国宫廷乐官之长太师挚，曾“次而录之”，得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并取鲁国之诗，定为305篇。每篇既修订其文字，又考校其曲谱，更以弦歌正其音，舒袖定其舞。

　　完稿之后，孔子即用于教学之中。从此，“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遂为儒者师徒授受和人生修为的常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