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界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起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界标。在这个时间点以后，许多作家都转换自己习以为常的书写方式，讴歌“时间开始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前所未有的新生活，憧憬过去不敢想象的新未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新模式书写的农村题材，一批主动深入生产一线的工业题材，还有书写新的干群关系，以及干部“进城”并治理城市的作品。其中有积极寻求转型的“跨代作家”，也有新出现的文学新面孔。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出现了一大批摹写新生活的“短篇小说家”，“船小好调头”，能够充分发挥“文艺轻骑兵”的功用。

　　从这个角度观察梁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多创作于文学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以长篇小说为重，用壮阔的笔描绘壮丽的革命史，用艺术的方式诠释新生的人民政权背后深刻的艰难曲折与历史必然性，而没有直接描写当时新生活的。他的全部作品都能被归于“革命历史题材”，这一现象与作家自身状况和艺术追求有着密切关系。

　　除去最初的自由写作阶段，梁斌的写作历程基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细密规划的结果。在他的回忆中，能分明看到许多细节都脱胎于自己亲历的生活，将散点化、碎片化的生活细节重新排列组合成为工整规制的鸿篇巨制。南下工作，也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并进而充实小说细节。梁斌从一开始就规划了一幅浩大的图卷。一旦计划启动，会排除一切干扰完成革命叙述，很难插入其他写作计划。

　　在这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中，梁斌最想写的，也是引发他书写革命史最具原发性的事件，必然是年轻时亲身经历的“二师学潮”“高蠡暴动”。从那一代作家的精神结构来说，“革命热情”和“创作热情”是很难分开各自单独评论的。梁斌的写作热情一直都在很高涨的状态，即使在很困难的时期也没有丝毫动摇，不能不说是与自身经历点燃了持续的革命热情相关。由于梁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投身革命，从那时一路写下，既解释了革命的源起，也梳理了自身的心路历程。从他全部的创作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历史理性异常强烈的人，必须要将历史的缘起、发展、变化解释得一清二楚，才能回到当下的生活。或许在梁斌那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要抒发对新中国的爱意，必须要从头说起。

　　此外，创作计划的宏大还带来一个附带影响，就是修改过程极为繁琐。《红旗谱》初稿完成后，每次修改都是一个多月的高强度工作，同时还在赶写第二部小说。后来又遭遇书稿丢失以及漫长寻找，耗费了大量精力。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初期，梁斌的身体或许因为常年奔波已不健壮，来到天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养病。后来多篇散文都提到身体状况欠佳，并因此寻医问药。在这种状况下，自然也就对其他旁逸斜出的创作分身乏术。

　　如果从梁斌的阅读书目和艺术追求来说，长篇小说也是他的首选。他在为创作做的一系列准备中，借鉴的中外文学名著几乎全是长篇作品：《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战争与和平》《毁灭》《母亲》等，因此他积累的文学素养大多是在长篇写作技巧方面。从艺术表现方面看，确实也是长篇、特别是多卷本长篇更适配他的写作规划。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到，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斌的生活状况。为了实现庞大的写作计划，梁斌辗转多地只为安心创作和修改。著名的“三辞官”故事也说明，梁斌对艺术的极致追求。正因为大量精力花费在此，导致现实生活体验不如此前丰富的客观现实。另外，后来创作《翻身记事》时遭遇的困苦的外界环境，更限制了其自由创作的可能。正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作家最终也没能在当下生活领域创作出新作品。

　　现在的文学从业者多有一份焦虑：是不是必须要像梁斌那样书写波澜壮阔的历史，写当下就是“低人一等”？其实梁斌那一代作家的经历告诉我们，书写辉煌的历史与书写多彩的当下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面对他们这些气壮山河的重大作品，很难不被革命前辈们的事迹所感染、所倾倒，他们都是大写的人。但当下的人们也不必因为他们的高大而自甘渺小，毕竟我们所经历的、即将经历的，也将会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如此众多的革命史书写珠玉在前，更没必要有这种焦虑，毕竟历史已经被前人很好地呈现了，留给当下作家的任务中，呈现现实态人间的美好、人性的善良也同样重要。我们要从梁斌身上汲取的，是他对历史的执著，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学、正义、生活以及人的尊严的执著。

　　梁斌是一个具备充分文学素养和远大文学追求的作家，更有旺盛的革命与创作热情，还是一个观察细腻、善于提炼的优秀作家。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梁斌下决心涉足当下领域，创作无论长篇或短篇的相关作品，一定会是观察新中国的全景式典范作品，这一点从他提供给读者的那些常读常新的小说中足以窥见。重回白洋淀，重回襄阳，今昔对比，早年故事有续篇。当然这些假想与期待都是建立在对现有梁斌作品的阅读之上，梁斌创作热情无限，但毕竟精力有限。或许留有缺憾的艺术之美，才是令其得以永恒的隐秘之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