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全国大搞文创活动以来，人们确实想出了许多好点子。如三星堆特有风格的面具形象，出现在众多的日用品或装饰品上；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以各种现代物件为载体，变一个形式吸引当代青年的眼球。古代被人们视作至高无上的帝王百官朝服下摆的“海水江崖”装饰纹样，被今人用在月饼盒与儿童服装上。我看着小孙子在那敲打盲盒中的石膏团，出来的竟然是一件件商周青铜礼器。好家伙！过去三代鼎彝了得吗？尊贵威严，神圣无比，而今却成了小孩子手中的玩具。说来也是好事，毕竟使青少年近距离接触了中华民族殿堂中的文物，从小就树立了浓厚的民族自豪感。

　　在这种文创基础上，多处博物馆开始摸索，让古画上的人物动起来，即真人装扮成画作中的人物形象，从而将画面人物动作加以延伸，形成一场或一段“文艺”表演。有人将此形容为“沉浸式”，如平遥古城即是让游人与“明代人”同在“城中街道”。这样不仅增强了当下游人的真实体验，甚至会由此产生出幻境般的感觉。这种全立体的文化氛围是一种景点文创的尝试。当然，也有将其归为“嵌入式”的，总之是从今人的角度去概括。

　　应该说，具有表演性质的文创早就有，七八年前我在山东泰安岱庙看过一场完整的“封禅大典”。场面可谓恢宏，皇帝、高官、嫔妃、侍卫也像模像样。当然，围观的是游人，所谓封禅大典的参与者不过是业余演员，这显然是景点着意安排的节目，不用太考虑哪个朝代或哪个皇帝，只要服装是中国古代的就行。

　　可是，让古画上的人物动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日前有人找我探讨明代女服的式样和穿法，说是要将明四家之一的仇英的画作人物拍成短视频，这就不容易了。一位有名的古代画家，他画作上的人物多么生动也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再说画家笔下的人物是特定朝代特定环境中的着装者，远不是几件戏装可以应付得了的。毕竟，京剧服装具有程式化特点，不讲究时代与季节，注重的是身份。我们要想把某一位画家的某幅画上的人物搬下来，初衷恐怕是富有创意的，但做起来却很难。小时候，无论是长辈讲故事还是看电影读小说，里面总有书生或樵夫墙上挂幅美人画，结果半夜或家里没人时美人从画上下来了，不是红袖添香，就是做好一锅饭，挺浪漫的。当年我就觉得《画中人》的情节不是真实的，而如今要把画中人物真的演绎成活的了，想来是极美的，可是能做到吗？

　　有人或许认为《只此青绿》很成功。实际上，《只此青绿》是表现出宋代画家王希孟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的色彩基调与韵味。《千里江山图》中并没有成群的美女，更不用说适合舞动的服饰。《只此青绿》的提取与演绎是成功的，关键不是再现画中人物样貌，因为原画中极小极远的人物多是穿着当时的常服。舞蹈服装设计者是提炼出画作的山水情调，应用了中国画特殊的青绿效果，并基于此设计出适合舞台表演飘动轻柔的服装。这里的成功之处在于舞蹈乃至舞服设计，而不是让古画上的人物动起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参考敦煌壁画创作的《丝路花雨》，那才是取其服装，取其乐器，择其动作，然后运用当代人的想象，最终表演出体现中华古代文化交流及其民族融合的重大题材作品。舞蹈本身极美，极感人，赏心悦目。

　　表现出古代艺术精髓的还有舞蹈《千手观音》。千手观音是佛教艺术中的一个代表性形象，着装并无明确规定，而当今舞蹈能够表现并提升出千手观音的美与媚，堪称极致。因为有关千手观音的绘画与雕塑很多，所以在舞台上成队舞者表现出来也非常自然，不像京剧演唱时，有时一段《贵妃醉酒》竟有十个八个盛装杨玉环一起唱，根本就无法找到那种情思，观众难免会产生哪儿都不对哪儿的感觉。试想，如果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洛神，由十几名女演员穿着画中服装表演，那怎么能让观众联想到曹植行于洛水之滨，想念宓妃因此产生心上人亦人亦仙、若即若离的感伤幻觉呢？又怎么能体现出中华文化？

　　国外媒体评论中国文创时，承认正在高速发展，如“冰墩墩”就是一个相当惊人的范例。但是我们的文化人已经看到，文创产业的受众是年轻人，在适应年青一代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时，切记不能停留在把文化符号表层化，如今文创产品中同质化现象严重，正在制约着中国文创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真的想让古画上的人物动起来，远不只是服装穿戴所能解决的问题！文创前景无限，尚需用心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