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28岁的诗人鲁藜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写了一首短诗《泥土》：“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这首诗只有4行、38字，却有着丰富的内涵，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鲁藜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成就了鲁藜“泥土诗人”之名。

　　《泥土》一诗典型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鲁藜的写作立场。自视甚高、把自己当作“珍珠”，但现实往往难以尽如所愿，因而不免生出“被埋没的痛苦”，而相反，把心态放平、姿态放低，把自己当作泥土，却可以为社会、为大众做出切实、有益的贡献。诗中体现着个体服从集体、个人为社会服务的价值观念与追求，这与同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倡导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是高度一致的，也是作为诗人的鲁藜创作中所一直贯彻和践行的。

　　鲁藜原名许图地，191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他1933年加入反帝大同盟，1936年参加左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入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1942年后在鲁迅艺术学院中文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北方大学文学系工作，1947年参加解放区土改工作队。1949年随军到天津，任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主编《文艺学习》月刊。1955年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被迫停笔，遭受长时间的不公平待遇。1979年恢复工作，1981年得到平反并重返文坛，此后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顾问、《诗刊》编委等。

　　鲁藜开始创作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他的诗从一开始便与时代现实、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是“为人生”、充满“血与泪”的。由于他自己出身贫寒低微，此后又经历着颠沛流离，他天然地与底层民众心息相通，他的诗有着明显的左翼色彩和人民立场。鲁藜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往往简单、直接、明快，现实性强、有战斗性，且多押韵，朗朗上口，易于朗诵、记忆和传播，在革命性的统摄下体现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以期发挥“匕首投枪”的现实功用。

　　新中国成立后，鲁藜也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他拥抱新社会、讴歌新社会，汇入到时代的合唱之中。写于1950年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是写给“新中国”的赞歌，写于1953年的《歌唱祖国大建设》观照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建设，写于1954年的《人民，时代的巨人──献给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集中体现了他对于“人民”的理解，也是他诗歌创作人民立场的直接呈现。鲁藜这一时期的创作与时代规范高度一致，又有个体的声音、情感、经历，他的写作是真诚、真挚的，是时代情绪、历史情绪与个体情绪的同幅共振。

　　在经历了漫长的沉默期之后，新时期的鲁藜终于重新获得发声的权利。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他去世的90年代末，鲁藜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诗文，尤其是在80年代，他保持了较好的创作状态，诗作数量质量均较可观，是其创作的又一个高峰。鲁藜晚期的诗包含了更为丰富的人生智慧，技艺上更为圆熟，更重哲理性、思想性，写作上也更为松弛、自然。当然，其诗歌追求的内核是不变的，对于鲁藜而言，诗歌必须要有“意义”，要能发挥现实作用，要与“人民”共命运，发出“人民”的心声，这在他的诗歌观念中是一以贯之的。1983年出版的《鲁藜诗选》中序言的如下表述可以看作他的诗观：“诗，是时代的声音；诗人，是时代的尖兵。一首诗能否表达时代的声音，关键在于诗人是否正视现实，投身现实斗争。现实的画图，是黑暗和光明搏斗的画图。斗争越深刻，表现越深刻。一个诗人，应和当前的世界，和时代的命运，息息相连。”“一个诗人，心灵必须经常和人民共命运，才能唱出人民心声，才能正确反映人民，反映时代。纯粹个人的声音，是无法反映我们这时代的。”

　　1980年，鲁藜又写了一首《泥土》：“他是那么谦逊而平易，却为人们永远地惦记。他的骨灰撒遍大地，却永远地肥沃着祖国。他不似闪闪发光的黄金，他不似殷红如血的宝石，他也不似花朵，但却是孕育一切花朵的泥土。”这是时隔38年之后对“泥土精神”的复写和重申。正是由于甘做“泥土”，甘于奉献，才能够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做工作，也正是由于有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才能甘做平凡而普通的“泥土”，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对于诗人鲁藜而言，他的诗是“为人生”“为人民”的，那种封闭于象牙塔中、“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自始至终不在他的选项之中，在鲁藜晚年的1988年1月26日，他还曾写下了这样的话：“谁如果不是那么竭诚而勇敢地为人民说话，人民就不爱听。”“谁如果不去深入生活，去爱生活，去关怀同时代人悲欢离合的命运，就会被时代遗忘。”

　　作为“人民”的一员，倾听“人民”的心声，为“人民”而写作，在此前提下，哪怕是做毫不起眼、平平无奇的“泥土”，也是有意义的、值得的，这是诗人鲁藜的立场与抉择。于当下而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泥土诗人”鲁藜可以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