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平是四川成都人，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出版长篇小说《爱情有毒》、中短篇小说集《过午不食》等十余部作品。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骆平的长篇小说《野芙蓉》，她用文字拨动人内心最敏感的一根弦──怀旧的琴弦，以女性视角讲述了一个纯情故事。

　　“70后”的童年记忆

　　时常出现在我虚构的小说里

　　我出生于1976年，一岁左右时，跟随父母来到四川师范大学。从大学的附属幼儿园到附属高中，18岁以前，我几乎没离开过这个地方。上世纪90年代，我去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又回到四川师范大学任教，直到如今。

　　四川师范大学位于一座名叫“狮子山”的缓坡上，被四面八方阡陌纵横的田野簇拥，一条漫长的铁轨蜿蜒而过，穿山越岭。我幼年的睡眠浸淫在尖亢的鸡啼、鸟鸣与火车的笛声里。

　　最早的记忆是我一个人坐在门前的矮凳上，吃着一碗单独给我加餐的蒸蛋。幼小的我寄宿在保姆家，那是一排平房宿舍。坚硬潮湿的水泥地面，甬道深处的公用厨房散发出淡淡的霉味，电灯因为电压不稳而一闪一灭。保姆家有两位姿容出众的女儿，姐姐温柔甜美，妹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一头天然微卷的长发，双眸深黑，却很少笑，好像总在跟谁赌气。

　　后来我随父母搬进一栋五层楼房，从顶楼窗口往下看，隔着一片杂草和乱糟糟的、野蛮生长的芙蓉花，是一栋两层高的筒子楼，里面住着大学教授，也住着食堂和印刷厂的工人。我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就住在那里。她父亲是研究屈原诗词的专家。很多年以后，她毕业于自考专科，嫁给了一位开装修公司的男人。她家隔壁的套房装饰讲究，铺陈着那个年代罕见的木地板，家具也极为精致。女主人是教健美操的老师，高挑窈窕，烫着波浪式卷发，男主人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军官，极少露面。附属幼儿园一位女老师长期住在他们家，照看他们的女儿。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记着那个幼儿园女老师的名字，叫陈跃玲，有一张喜气好看的圆脸。

　　一个远房亲戚在学生食堂工作，我端着碗去打菜，他会装进去满满的甜椒肉丝。我一度有过认识误区──食堂里的炊事工远比我母亲的厨艺精湛，即使大锅菜也滋味诱人。究其本质，多半是四川方言里“隔锅香”的意思。每到过年时，我家的母女三人会抬着一锅泡软的糯米去食堂排队磨汤圆粉。我不喜欢吃甜腻的汤圆，但那个从天花板悬垂下来的、硕大的石磨深深吸引着我。

　　放映露天电影时，我早早地带着小板凳到操场占座位。大部分电影我都看不太懂，但我热衷于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每到周末，操场就成了露天舞场，大学生们蜂拥而至。大喇叭里播放着流行歌曲，凌乱的舞步，满地瓜子壳，空气中充满了无处安放的青春，我依然胡乱晃悠。

　　我在师大附小上学。春游时，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组织有纪律地到学校后门外铁轨附近的山坡上放风筝、看桃花、打野炊、朝着鸣笛经过弯道的火车大喊大叫……这些细碎微小的记忆，在其后若干年里，时常闪烁在我的创作中，是那么真实，又是那么虚幻。这大约就是所谓的自然之美，是人化的自然，更是艺术的自然。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虚构的一部分。

　　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

　　在烟火气和诗意之间切换自如

　　我有一段青春激情写作的时期，曾经也很骄傲地想要摹写全世界。那时，在我看来，一切陌生的事物都是值得书写的，反而会忽略身边最熟悉、最日常、最普通的生活及其妙趣横生的细节。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开始有意识地注视身边的世界，逐渐发现了高校里那些深邃的、生动的人与事。

　　与我以往的作品相比，《野芙蓉》的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写这本书是在2020年寒假，疫情刚开始。此前我对世界是一个向外的凝视状态，我是生活的参与者，也是创作者，但这个时候我开始向内审视自己的感受。在回忆中，很多细小的感受和情节不知不觉浮现在脑海。我放下焦虑和惶恐，聆听来自内心的声音，促成了《野芙蓉》这本小说。

　　小说写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情感纠葛。史佑对青梅竹马的程国庆产生了爱慕之情，然而，在即将得到爱情的时刻，她却因一场意外而失去了一切。十几年后她重返故土，与程国庆之子程青书不期而遇，揭开了迟到多年的真相。

　　写《野芙蓉》时，我感觉自己处于一种要爆发的状态，所有的过往都在一个时间节点释放出来。故事发生的场所背景，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狮子山。其中写到一个细节──走廊中，知识分子在油腻的餐桌上写着古典文学的教案。在我的记忆中，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就是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自如，一种是烟火气，一种是诗意。上世纪70年代的大学校园，烟火气特别真实，那时候每家每户都要到外面捡木柴生蜂窝煤炉子。诗意也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老师们在黑板上写的一定是一手遒劲、流畅、清秀，但又风格各异的板书，他们的教案也是手写的。后来上大学时，我也常在校园遇到佝偻着背的老头儿，端着一个盛满生牛奶的小铝锅。而很快，我又在课堂上看到他，神采奕奕地讲着《诗经》，整个人都在发光。这种状态类似一种奇迹诞生的感觉，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本书出版社给了一个定位是“70后女性的心灵成长史”，我觉得挺准确的。每一代女性朋友们在成长经历中，所接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这对她的心灵塑造方式、样态也是有所区分的。

　　“70后”的成长过程跟“60后”不太一样，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风浪，思想意识也相对定型。记得有一部日剧叫《东京爱情故事》，几乎是“70后”的爱情样本，剧中女主角的观念感情只有两种，一种是爱，一种是不爱。起初“70后”容易落入“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经历生活磨砺之后，慢慢跟他人、跟世界、跟自身达成了和解，开始接受和认同──感情世界的黑与白之间不仅有灰色，还有深浅不一的、多种多样的色彩。

　　虚构与纪实难以截然分开

　　文学拓宽了生命的广度

　　我从十来岁开始写作，坚持了三十多年。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入职，从个性散淡的文艺女青年到絮叨焦虑的中年女性，人生中每一段历程，于我而言都是在以文学的视野与认知一边经历，一边勘察，一边努力修持，一边试图济世。文学创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构建起较为坚固的审美旨趣的力量源泉。

　　曾经有很多年，我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一部二三十万字的小说，初稿的写作周期通常只在二十几天。电脑键盘几乎与我的手指融为一体，连续出版了多部作品。如今想来，其实我所享受的不止是以文字营造奇观景象，更多的是对速度的沉迷，在写作中找到了由流畅自如的加速度带来的愉悦，消解了我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挫败。后来我开始慢下来，徐缓的方式让我感受到一种安宁。它挽救了我的仓皇，给予我最温暖的修复、最坚定的疗愈。

　　从职业上看，我并不是专业作家。我的日常工作比较忙，因此写作没有固定时间，更没有严谨的计划。但是，从心境上来说，写作一直是我的栖息地，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也让我成为了一个生活的经历者、旁观者，甚至偷窥者。

　　我常引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日常生活才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悬念。”就创作本身而言，虚构与纪实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我们经历的每个时刻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经历给了我们回忆，让生命的丰盈度，视野的宽度、广度不断延展。人到40岁，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中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再对爱情抱有美好幻想，观察过、了解过、认识过更多的人，塑造各种人物时也就有了更多的现实基础。

　　无论创作者还是观赏者，文学都是我们用以拓宽生命广度的一种方式。人的生命有限，阅历有限，所谓行万里路，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外部的风景，文学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让我们去俯瞰和理解身边的人和事。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阅读是必需品。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品种不论，有一阵子迷上了修仙小说，接连读了好几部，直到被套路得不能忍受为止。所谓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我的感受是，阅读如同衣食冷暖，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