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祥（1132—1170年），字安国，号于湖，宋代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镇）人，南宋前期杰出政治家，史上著名状元，豪放派爱国大词家，有《于湖集》传世。张孝祥虽享年只有虚龄38岁，却以其罕见的“英姿奇气”，名动朝野，时称“奇男子”。

　　应考屡屡得魁首 才华超逸惊士林

　　宋高宗绍兴初年，金兵侵和州，张孝祥随父渡江避难，迁居芜湖。这时张孝祥年仅数岁，已是敏悟过人，读书过目成诵，人见之称奇。家中书房紧临池塘，池中青蛙鸣声如雷。张孝祥读书其中，竟不闻其鸣，“人咸异之”。稍长，“文章俊逸，顷刻千言，出人意表”。

　　学而优则仕。张孝祥入仕之路也特别顺畅，几乎凡考必胜，多拔头筹。16岁“领乡书”，乡试中式；22岁“再举，冠里选”，得第一；次年到朝廷参加省试、殿试，即高中状元，时在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

　　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诸次考试，目标锁定状元。为此，秦桧利用其独相的威权，做足了万无一失的铺垫。前一年，强令两浙转运司，将秦埙定为该路解头。跟着又将接下来的礼部省试考官统统派为他的亲信。这帮无耻之徒受宠若惊，欣喜若狂，公然违纪偷出秦埙卷号，庆幸道：“吾曹可以富贵矣！”欲以此从秦桧手里讨大富贵。遂定秦埙为省试第一，并于揭榜前派人偷翻考院之墙而出，到秦桧的儿子秦熺家报喜。

　　省试考罢，接着是皇帝主持的殿试对策。秦桧又将殿试所经前四道程序的考官全部委派其亲信汤思退等担任。宣布整个考试结果的头天夜里，汤思退等将拟定的前几名的策文送到宋高宗御前审定。秦埙的策文被排在第一，张孝祥则在第二。宋高宗依次览之，见秦埙满纸皆是照搬其祖秦桧和其父秦熺的陈词滥调，心中已自不快。及见张孝祥的策文，“纸既厚，笔墨复精妙”“览之喜甚，擢为首选”，挥笔赞道：“议论坚正，词翰爽美，宜为第一。”而将秦埙降至第三。第二天在殿上宣布进士名次后，张孝祥奉旨赋诗。宋高宗听罢，又当着365名新进士和众考官的面，称赞张孝祥“诗尤隽永”。

　　一时之间，张孝祥的声名如日中天，“在廷百官，莫不叹羡。都中士人，争录其策，而求识面”。

　　张孝祥不仅是科场高手，更是诗文快手妙手，常常一挥而就，且皆天纵超妙，神来之笔。友人汤衡记道：“衡尝获从公游，见公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初若不经意，反复究观，未有一字无来处。”张孝祥的堂弟、后来官至副相的张孝伯，当时正在太学读书，经常向张孝祥求教，见其于诗词、古文和骈文皆“一笔写就，心手相得，势若风雨”。张孝伯一边惊叹，一边抄写，欲作范文揣摩。张孝祥笑道：“录此何为？”立即从张孝伯手中撤走。一天，张孝祥真诚地告诉堂弟：“汝作一月工夫，我只消一日，明日便有用处。夫所谓用者，岂章句而已哉！”张孝伯更衷心钦佩张孝祥的“天才超绝”，非他人能够学到。张孝祥的门人、学者谢尧仁，则直呼张孝祥乃“天人也！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是“以天才胜者也”，而“文章有以天才胜，有以人力胜，出于人者可勉也，出于天者不可强也”。他们认为张孝祥的诗文，如同贾谊、司马迁、李白、韩愈和苏轼一般，是“出于天者”，非人力所能为，他人学不到。

　　匣中宝剑腰间箭

　　一生忠愤气填膺

　　在南宋立朝的一个半世纪里，面对北方武装势力，是以战求生，进而“从头收拾旧山河”，完我金瓯，再造神州；还是割土纳币，称侄称臣，屈辱求和，苟且偷生，是每个士人都必须认真对待、慎重抉择的问题。张孝祥终身主战，是一个立场坚定、不避险阻、敢说勇为、意气风发的抗战派。

　　岳飞于绍兴十一年十二月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以后，天下皆知其冤。但十多年来，“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张孝祥却于刚中状元、尚在等候朝廷授官之时，即上疏宋高宗，为岳飞鸣冤。直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说：“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

　　以张孝祥的家世背景，做出这番言行，他需要比常人有更大的勇气，比常人有更大牺牲的决心。据《齐东野语》载，张孝祥家与秦桧原本为世仇。张孝祥的父亲张祁，与力斥秦桧专权误国的名儒胡寅交好。秦桧因之记恨张祁。张孝祥的伯父张邵出使金朝的时候，又亲闻在金朝做俘虏的宋钦宗哭着求人传语秦桧：“归我，处我一郡足矣！”遂致书秦桧，劝秦桧“宜亟遣使”，用金帛迎回宋钦宗。“因大忤之”，深深地得罪了秦桧，遂“杜门绝交不出，惧祸佯狂”，后来竟真个疯了。

　　取代秦埙而高中状元，对策赋诗又占尽风光。加之殿试唱名之后，在殿上拒绝秦桧党羽曹泳为女儿求婚。秦桧对张孝祥早已恨得咬牙切齿，如今又公然向自己叫板，为岳飞鸣冤，世仇与新恨交集，秦桧立即进行报复。张孝祥正沐皇恩，一时不便中伤。秦桧便于绍兴二十四年九月，指使言官诬奏张孝祥的父亲张祁谋反，将其关进诏狱。也许是天不容奸，佑顾正人，这年十月，秦桧病死，张孝祥立即上书为父鸣冤。宋高宗批示，命刑部尚书亲到狱中，将张祁放出。但张祁终因在狱中“囚系甚苦”，而步其兄张邵后尘，“亦病狂惑”。

　　人生第一次为国是仗义执言，就遭此大惊大险，张孝祥却并未像其父辈一样被击倒，而是一以贯之，继续为消除秦桧弊政而大胆进言。

　　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在张祁被特诏出狱的同时，张孝祥也被破例超前授予馆职，任秘书省正字。宋朝尚文，特重文士，“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按惯例，“殿试第一人，次举始召”，张孝祥中状元才几个月，就得入朝，担任皇帝文学侍从，可见宋高宗对他的才华之赏识，非同寻常。张孝祥赤诚以报。第一次召对，首劝宋高宗“总揽权纲，以尽更化之美”，纠正时弊，力行美政；次言立即改正秦桧专权时期“锻炼而成罪”的冤狱；又谏修正时政记录，“取《日历》详审是正，黜私说以垂无穷”，纠正秦桧当政时所作伪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凡此，目的都在全面清除秦桧媚敌害国之弊，一新朝政。宋高宗“从之”，采纳了他的建言，并将张孝祥擢升为校书郎，兼国史院实录校勘。接着，张孝祥又上疏，力请明确太子人选，宋高宗览之，“首肯再三，举朝称颂”。张孝祥仕途一度顺风顺水，连连升迁，不久就迁礼部员外郎，很快又迁起居舍人，代理中书舍人，权位日显。

　　此时秦桧虽死，其党羽仍据要位，朝廷和战两派的斗争，不仅激烈，且云谲波诡，充满风险。张孝祥不卑不亢，一身正气。他任礼部员外郎时，秦埙任礼部侍郎，乃其顶头上司。公务相遇，张孝祥循例一揖便罢，不与秦埙说一句话。秦桧的亲信汤思退当年任殿试考官，虽曾用秦埙压张孝祥，但毕竟还是将张孝祥的试卷列在高等，排位第二。张孝祥之中状元，汤思退也确有识才之贤。特别在秦桧死后，汤思退初任宰相时，“擢孝祥甚峻”，对张孝祥多有提携。张孝祥与汤思退的这层关系，也给他在政治上的言行举止，平添诸多麻烦。一帮小人和政见不同者，常常借以发难，对他作无端攻击。张孝祥不为左右，固守自己的主战立场和做人原则，特作《自赞》宣示之：“于湖，于湖，只眼细，只眼粗。细眼观天地，粗眼看凡夫！”君子小人，难逃我眼，孰是孰非，心如明镜，歪曲诬陷，其奈我何！

　　当初，张孝祥与年长他23岁的汪澈同任馆职，一起编修先朝实录。汪澈老成畏祸，不敢直书；张孝祥少年气锐，欲尽写真实，两人产生了矛盾。汪澈也是积极的主战派，却因这具体工作上的分歧而嫉恨张孝祥，竟拿张孝祥与汤思退的关系做文章，公然侮辱张孝祥，说：“蔡中郎失身于董卓，故不为君子所与。”张孝祥也不回避，立马正面回击：“顾自立何如。”汤思退忠实奉行秦桧的投降方略，“素不喜汪澈”，汪澈把汤思退比作汉末国贼董卓后，两人矛盾更深了。及至汪澈任职朝廷监察机关，便借机报复。其任侍御史时，联手陈俊卿，将汤思退从左相的高位“劾罢”。升任监察部门长官御史中丞后，更着力驱逐与汤思退有关系的官员，而“首劾孝祥”，诬其“奸不在卢杞下”，将张孝祥赶出朝廷，任职地方。

　　宋孝宗初立，锐志中兴，起用主战派名将张浚为相。张浚入朝，首荐张孝祥。宋孝宗也久闻张孝祥之名，立即召张孝祥赶赴行在。汤思退这时也复了相位，见张孝祥接受了张浚的举荐，顿生反感。正如史书所记，当时朝廷“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两人势若水火。张孝祥身处其间，唯以时局为重，绝不掺杂个人恩怨。入对宋孝宗，首劝帝辨邪正，审是非，崇根本，壮士气，立自治之策，应时局之变。次劝帝让张、汤二相“同心勠力，以副陛下恢复之志”。宋孝宗“嘉之”，即任命张孝祥为中书舍人，兼张浚北伐军都督府参赞军事，并领建康留守。张孝祥鲜明的主战立场和积极的北伐言行，彻底得罪了汤思退。其后，汤思退指使言官劾罢张孝祥在张浚都督府的兼职。

　　隆兴元年（1163），张浚主持的北伐军“至符离，师大溃”。一时之间，朝野震惊，宋孝宗抗战立场开始动摇。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因之得势嚣张，公然派使臣与金人进行耻辱的和议谈判。主战派则遭其肆意攻击，抗战举措也受其重损。不久，张浚被主和派劾罢，张孝祥也随之被汤思退指令宣谕使劾为张浚之党而免官。直到汤思退被言官以“急和撤备之罪”劾罢，张孝祥才得复官。他闻召即起，拂去“腰间箭、匣中剑”上的埃蠹，更加意气风发地投入主战工作。

　　诚如南宋大儒真德秀所赞，张孝祥“平生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汪澈因误解而挥出的老拳，汤思退因嫉恨而横施的羁绊，均沉重而狠毒，都给张孝祥的人生之路添堵甚巨，却非但未能丝毫动摇他的爱国之志和主战之行，反而让张孝祥年轻的生命，经这番“大纲大节处”淬火，成为我们民族脊梁中最为刚毅劲挺、最能慑敌镇邪的因子。

　　匆匆九年历八郡

　　所至皆著美政声

　　张孝祥勇于担当，敢做能为，史称其“历事中外，士师其道，吏畏其威，民怀其德，所至有声”。谋政庙堂多卓识，施政地方多实绩。自1160年8月开始到地方任职，至1169年3月因病致仕，在不到9年的时间内，在29至38岁的年轻岁月里，张孝祥历八郡，更六州，四为知州，两为封疆大吏安抚使，一领王朝留都建康留守。

　　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张孝祥在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任上，被时任御史中丞的汪澈劾罢，第二年改任抚州知州。适遇州府发生兵变，有黠卒利用给养拖欠，煽动士兵抢劫兵器库，一时喧声鼎沸，官吏皆藏。张孝祥闻之，单骑驰赴军中，对乱军喊道：“汝曹必欲为乱，请先杀太守！”乱军一下被镇住了，都说“不敢”，只想领到给养罢了。张孝祥当即命人取金帛依次支给。随之逮捕了几个煽动闹事的黠卒，呵斥道：“倡乱者罔赦！”立命斩之。余者俯伏不敢仰视，全城宴然。

　　宋高宗对此极其嘉奖。张孝祥这时才虚龄29岁，且是初次施政，诚如《宣城张氏信谱传》所赞：“蒞事精确，虽老于州县者所不逮也。”

　　宋孝宗隆兴元年，张孝祥迁平江知州。平江乃南宋都城临安的屏障，地位重要，可见宋孝宗对他寄任匪轻。张孝祥不负厚望，针对平江实际，扶植良善，锄抑强暴，判案公正及时，无错案积案。属县有个大家族，专谋奸利，仗着族大财多，作威作福，祸及州府。张孝祥果断出手，查抄其非法所得粟数万斛。第二年平江一带遭灾闹饥荒，这些粮食正好用于赈灾。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张孝祥任潭州知州，并代理潭州所在的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施政简易，德、刑并用，社会安定祥和。有一件妇人毒杀丈夫疑案，已经三任主官审判，妇人皆不服罪。张孝祥亲自细问，妇人哭诉说，实在没有杀夫之意。当时给丈夫夹了一块鱼肉，丈夫吃了就死了，夹鱼的铗子还在。张孝祥叫人把铗子取来，夹了块鱼肉喂狗，狗吃了就死。张孝祥询问当地人，说附近湖边多一尺长的大蜈蚣，湖中的鱼，被吃了就毒死人和犬。张孝祥命人查看那妇女住处，立马发现一尺长的大蜈蚣，又在该处拿鱼肉喂狗，狗吃了就死。张孝祥立即为那妇女平反。冤妇万般感激，民众也大为悦服。

　　乾道四年，张孝祥升任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南宋的“路”，近似今天的省，安抚使则是主掌一路军政民政的最高长官。荆州又是南宋北境大镇、重镇，直接当敌骑之冲，自南宋建立以来，岁无宁日。张孝祥“内修外攘，百废俱兴，虽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筑寸金堤，以免水患；置万盈仓，以储漕运”。凡此，皆为国为民计也，为御敌抗敌、恢复中原计也。他常常佩剑带箭，一身戎装，“鸣鞘声里绣旗红”，在军旗猎猎中，登楼北望，“万里中原烽火北”，直面沦陷日久的大好山河，“挥泪向悲风”。慷慨歌哭罢，豪气冲云霄，“开河洛之土疆，复洙泗之钟鼓”的志义更坚。

　　勇承东坡启稼轩

　　一派雄丽壮词坛

　　张孝祥诗、词、文章和书法，均冠绝当代，时人有“自渡江以来，将近百年，唯先生文章翰墨为当代独步”之赞。其中尤以词的造诣最高，影响最大，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为豪放派十大词人之一。

　　张孝祥一生追慕苏轼，每作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则喜，否则不乐，继之以加倍努力，务求继续升华。一次诗就，问门人谢尧仁：“此诗可及何人？不得佞我。”谢尧仁答曰：“此活脱是东坡！”张孝祥心知不如，又问：“使某更读书十年，何如？”谢尧仁真诚地答道：“他人虽更读百世书，尚未必梦见东坡。但以先生来势如此之可畏，度亦不消十年，吞此老有余矣。”

　　谢尧仁说得没错。张孝祥既天才超逸，又奋进不已，艺术升华，可谓一日千里。虽然天不假年，38岁即逝，作词也不算多，却“纵横兀傲，亦自不凡”。不仅大扬了苏轼豪放词风，更以赤诚的报国内容，高扬的抗战精神，壮伟的意象，雄丽的意境，自树高格，鼓荡豪放派词风携天地强阳之气，开词坛新面，做词坛主流。其“潇散出尘之姿，自在如神之笔，迈往凌云之气”经辛弃疾等发扬光大，华夏词坛，更是“雄宏之声竞起，壮美之风大炽”，最终确立了“词与诗平起平坐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