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晚清著名留学生，同样倡导教育救国，但容闳这个名字，可能远不如孙中山、鲁迅如雷贯耳。

　　他不同于留欧的北洋派，也不同于东渡日本在家门口留学的那批学人，容闳出身草根，七岁迫于生计接触“洋务”，仅凭一己之力，十八岁远赴美国求学，半工半读，相继完成中学、大学课程，成为耶鲁名人，也是第一位毕业于耶鲁的中国留学生。时至今日，他的照片，仍然挂在耶鲁的展示厅内。

　　毕业后，容闳放弃美国高薪，带着东方人的坚忍与西式的明智，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追寻造福于国家和人民的理想抱负。

　　然而，容闳的理想抱负究竟如何落地？谁也不是天生就有前瞻性，都需要百折不挠、苦苦摸索。

　　今天，我们纪念容闳，首先会想到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是的，他做过洋人秘书、译员、律师、英商公司职员、独立商人，直至遇到曾国藩，被派往美国采购后来用于江南制造总局的机器。在那十年当中，他逐渐明白，只有新思维的理念在东方土地上生根发芽，栽下“柳枝”，让更多人留学“新大陆”，“柳枝”才能铺成绿洲。

　　在李鸿章急于用洋枪洋炮来装备淮军之时，在丁日昌的尽心操持下，容闳又整整等待了三年，终于迎来曾国藩的首肯，促成“幼童留美”，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倡者和操盘者。曾国藩对这些幼童寄予极大期望，可惜未能亲眼见证自己手栽桃李开花结果，两年后病逝南京，但临终仍对此念念不忘。

　　然而，招募官费留美幼童，在那个年代绝非易事。小小年纪，十二岁左右，就要背井离乡，留学十五年，开明的家长屈指可数，选拔考试又异常严格，还要经过一年的预备学校强化训练，合格后才能接受家庭式培养方法，即由经济条件较好的美国“绅士家庭”提供寄宿。

　　但是，通过选拔的幼童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不曾面对文化隔阂和难以融入的问题，相信这些是他们日后信念坚定、心灵力量强大的基石。在此之下，课业优秀简直不足挂齿──美国十二年的学制，他们平均六年完成；犹如斯巴达战士一般，他们既可以在化学实验室里操作试管，又能用毛笔字写出漂亮的八股文。但冲锋陷阵的同时，也有因过于勤奋而在美病逝战死沙场的幼童。

　　然而现实总是难以尽如人意。大环境决定了幼童们无法完成原定的十五年留学计划，十年后就被强制回国。更艰难的是，回国后这批幼童被视为异类，备受歧视，更别提受到重用。但他们当中很少有因此而退缩或懈怠之人，一个个“小容闳”，接受着心灵的考验，他们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基层岗位，坚守着报效祖国的信念，即使当“中国留学生之父”年事已高驾鹤西去，这些幼童仍在各自岗位上“持续战斗”。

　　理想是什么？实现理想应该怎么做？就是在大方向不错的前提下，做好眼前的事。于是，逐渐涌现出唐绍仪、詹天佑、梁诚、吴应科、钟文耀……当年的“星星之火，燎过荒原”，印证了“民族觉醒，始于少年”。

　　从容闳当年启动方舟，促成第一批幼童留美，到梁诚争取到庚子款且促成用于设立“游美学务处”（即后来的清华大学），向美派遣留学生近两百人，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这些留美名单中，包含了胡适、赵元任、梅贻琦、竺可桢……

　　1872年至2022年，一百五十年后，我们有必要了解“荒原上的第一批探路人，骇浪里最早的远航者”。对留学、对爱国、对理想，进行深入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