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短篇小说《肥皂》，描绘了洋肥皂和传统的皂荚在去污能力方面的霄壤之别，且提到洋肥皂具有持久留香的功效。从中我们可以察觉自晚清开埠以来以肥皂为代表的西方清洁用品在中国广为流行的原因。以天津为例，20世纪初叶每年进口条皂5万箱，价值10余万两。目睹洋货泛滥、白银外流的状况，爱国商人宋则久在《大公报》刊文呼吁当地资本家和商业家采取集资方式创办有限公司，以振兴工艺，弥补漏卮。

　　宋则久没有止于空谈，很快便将集资兴业的想法付诸实施。他在1903年招股集资筹办造胰公司，最初设厂于天津黄姑庵东老公所胡同，后因地势不佳改设闸口元会庵内。1904年开始制造各种肥皂。1905年正式定名为“天津造胰股份有限公司”（后文简称造胰公司），这是国人自行建厂制造肥皂的嚆矢。1906年推出主打产品：特制洗涤黑胰，以其质美价廉、去污力强打开销路，公司经营逐渐走上正轨。1907年增制各种香皂。1908年联合创办人严智怡等人留日学成归来，主持公司业务，添置机器，增聘技师，大力革新技术，造胰工艺从手工升级为机制，产品也扩展至各类化学工艺品。随着业务蒸蒸日上，造胰公司为谋求事业扩充，于1909年至1910年几次添招新股，连续增资到5万元。这一时期除了造胰公司外，还有公益造胰公司、华胜烛皂有限公司、荣华胰皂有限公司、茂记造胰公司、合记造胰公司等约十家肥皂工厂相继成立，但大都资本弱小，工艺简单。简言之，清末天津的造胰业仍处于草创阶段。

　　民国肇始，革故鼎新，加之一战爆发，外国商品输入骤减，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会，造胰业亦不例外。以天津造胰公司为例，1912年为推广业务设立北京分店，1913年在天津东南城角开设营业部，这也是后来总公司所在地，同时在邵家园子购地建厂。公司与工厂分处两地，更符合现代工业发展规律，亦开中国造胰业之先河。1916年添置机器设备，资本亦复增多，是年年底扩张至20万元。与此同时，年营业额也从清末的五六万元增至1921年的50万元。造胰公司的兴旺发达是天津造胰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造胰工厂纷纷成立，尽管其资本大都千元，少能过万，但十余家资本合计亦能达到23万余元，营业总额近80万元，较之清末增长了十多倍，可见相关产业的长足进步，故而民国初期可视为天津造胰业的发展期。

　　1921年至1931年是天津造胰业的繁荣期，亦是盛极而衰期。这一时期新建工厂成倍增加，总数达到近70家，总资本约27万元。以造胰公司为例，其在1923年的营业额已达70余万元，1925年为减轻销往北京的出货成本，公司特在北京广安门内置地兴建分厂，从此京津两地出货日增，产品行销华北与东北各地。1930年公司在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换照。自成立以来，造胰公司的产品在巴拿马、意大利、南洋等地的博览会以及国内各地的工商展览会上先后获评优等不下二十余次，由此蜚声国内，甚至名扬海外。见微知著，此一阶段天津其他造胰工厂营业额亦大幅增加，特别是在1925年至1926年间，行业最为兴旺发达，获利也极为丰厚。因此吸引了大量资本涌入，纷纷在津投资建厂。据天津商会统计，1925年后创办的造胰工厂有24家，仅1929年一年就有15家工厂开业，占到厂家总数的三分之一。尽管行业规模扩大，但由于产品开始供过于求，经营状况反而每况愈下，这也是天津造胰业由盛及衰的转折点。

　　天津造胰业之所以在二十余年间飞速发展，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民众卫生意识的提升带动了以肥皂为代表的清洁用品的社会消费量。自开埠以来，西方卫生观念的引入使得中国民众对个人清洁与环境卫生的要求均大幅提升。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引导了这种集体心态，例如《大公报》就多次刊文指出：“由一国胰皂消费额可观其文明程度之高下，更可见其人民之勤惰。”这种心态的形成与肥皂拥有的去污力强、使用方便等特性一拍即合，极大地抬升了肥皂的社会消费量。其二，庞大的市场需求促成了天津造胰业的发达。1905年至1930年间，天津人口增长近50万人，人口的增加导致肥皂消费量的水涨船高。与此同时，津产肥皂还销往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及东北等地，其中东三省尤为天津造胰业的一大市场，占到销售总额的五分之一。其三，原料供应充足与制造门槛较低。造胰业所需原料主要是油脂和苛性曹达（即烧碱），制造肥皂所需油脂主要为牛羊油等动物油以及芝麻油、豆油等植物油。其中动物油可由天津本地及绥远、河北等地大量供给，山东、河南等地也能充分供应植物油。烧碱起初采用卜内门公司经销的英国烧碱，后来改用永利制碱厂出品的国产纯碱，后能够生产的厂家不断增多，生产成本随之进一步降低。制造工艺方面也相对简单，即用油脂与碱化合而成，香皂药皂另加香料药品。所需设备也不复杂，只需安装碱化锅、凝皂桶及打印机（制作包装）即可从事生产。由于原料易得，制造难度不高，使得造胰业从业门槛较低，只需投入少量资本，很快便有所产出，这也是造胰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原因。

　　而天津造胰公司一枝独秀的原因，首先在于其资本雄厚，能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并聘用技师监督指导制造流程，使得生产效能不断提升。其次在于其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组织模式，堪称天津造胰业唯一一家具备近代资本主义工厂制性质的公司。其依照公司法，由股东会选举董事和监察人，并由董事组成董事会主持公司业务，再由董事会责成总公司经理部，实际管理天津总厂、营业部、北平分厂、北平支店分销处四个下属部门。第三在于其维护品牌价值，与仿冒者坚决斗争。造胰公司于1906年试制黑胰，因价廉物美而广受欢迎，翌年向直隶工艺总局申请专利，但由于商部还未订定相关法律只能先行备案。1907年天津华胜烛皂公司仿造黑胰，私下贩售，并借口造胰公司未获专利，拒不认错。在造胰公司获得农工商部颁发的批准专利五年的证照后，华胜公司才将仿品收回。但在1909年，华胜公司辩称其产品原料与造胰公司不同，再次向天津商会申请专利，造胰公司为此又请求工艺总局加以严禁。后来又有益和公司因仿造黑胰被造胰公司禀请劝业道查究，令其将售出仿品尽数收回并保证今后绝不仿造。由于造胰工艺粗浅，使得仿冒成风，造胰公司深受其害，不得不通过巡警总局将若干专利告示张贴于大街小巷，希望用广而告之的方式吓阻牟利之徒的仿造冒牌。

　　尽管1931年后因日本侵华导致市场萎缩，且行业竞争惨烈造成利润减少，但截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以造胰公司为代表的天津造胰业资本总额仍达近30万元，工人总数近180人，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天津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造胰工业的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