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最好的喜剧片”“豆瓣评分逆袭至8.2分”……正在热映的贺岁档电影《年会不能停！》成为档期黑马的同时，仍在不断刷新票房成绩。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1月3日，该片票房达到3.68亿，在新年前三天连续占据单日票房榜冠军。

　　《年会不能停！》的导演和编剧董润年是地道的天津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在喜剧创作上潜移默化地受到传统相声的影响，而对于喜剧创作，董润年表示：从真实生活中汲取灵感和素材，永远是喜剧创新的基础。

　　不靠段子 用戏剧写“喜剧”

　　新报：《年会不能停！》被很多观众称作是“很久没有这么大笑”的喜剧片，在喜剧创作手法上，做了哪些创新？

　　董润年：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太想做成一部“段子喜剧”，就是大家这几年比较熟悉的，靠单个段子快速出“脆包袱”来逗笑的那种喜剧类型。我个人很喜欢“结构喜剧”，有传统的正常的叙事，让你跟着某个人物逐渐走进戏剧逻辑、戏剧目的，因为观众跟剧中人物有一个信息差，观众是全知视角，但是剧中的人物其实并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进入那个荒谬的情境，剧中人物他越认真地在做一些什么事儿，我们就会觉得越可笑。

　　新报：在放映时，有没有特别注意观众的观影感受？

　　董润年：这一次跑路演也好，点映也好，我在厅里边看到观众真实的反应是从头笑到尾的，确实非常开心。电影频道之前做了一个统计，那一场放映，观众全场笑了144次。这是戏剧的力量。

　　新报：你提到以传统的戏剧文本结构去创作喜剧，算是一种创作上的回归吗？

　　董润年：现在的观众是被互联网培养出来的，大家看过的段子太多了，尤其是网上刷两三个小时短视频，一天可能得看上百个段子，观众笑点的阈值已经升高了。短视频要在10秒钟之内把人逗笑，电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做喜剧的着眼点不能在段子上，而是应该在戏剧本身上，观众真的一旦跟住了人物，和这个人物共情了，那我们原本认为不是笑点的地方，观众也在笑，这是观众出于对这个人物的爱。这对我来说是一条创作的新路。

　　喜剧是一种人生态度

　　新报：你之前操刀过《老炮儿》《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等作品，独立导演和编剧拍喜剧片，这是第一次，感觉有什么不同？

　　董润年：喜剧电影编剧和导演都很难。做喜剧编剧很累，成天很痛苦，如果是正常人物逻辑，正常写就行了，但喜剧还得想着怎么让观众笑。我觉得喜剧剧本的创作，单从文本阶段来讲，是世界上最难的一种创作。同时做喜剧导演就更难了，之前做喜剧编剧的时候，还可以不在乎后边的工序，思考这个文本它怎么演才能好，还可以先不管效果，由着性子先写。但当导演以后，全是自己挖的坑，自己含泪也得给埋上。

　　新报：这次在演员安排设置上是怎么考虑的？

　　董润年：演员方面我们想突破一下，因为观众的诉求就是看到新鲜的东西。主演大鹏和白客的组合里，其实白客已经好几年没演过喜剧了。包括孙艺洲也是几年没怎么演喜剧。王迅老师在进组前就写了一个万字的人物小传，把庄科长这个人物的来龙去脉都写得很细致。还有一些全新的面孔，比如《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的演员，他们都自带编剧能力，是很有能力的创作者。于是我们就凑足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一群人。

　　新报：具体到拍摄，大家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董润年：大家在现场有很多自由发挥的东西，就比如像马杰第一次在楼下迎接胡建林的那场戏，我们剧本里写得很简单。拍戏的时候，白客和大鹏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逻辑，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白客把腰躬很低跟大鹏握手，大鹏比他躬得更低，俩人握着握着已经快跪在地上了。这个就是现场碰撞出来的，我们模仿的就是酒桌文化，敬酒的场面。所以观众就迅速get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出现了喜剧的效果。

　　新报：你觉得观众欣赏电影的口味和创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董润年：10年前到5年前这个阶段，观众更被视觉奇观所吸引，包括漫威很多电影，但观众已经看太多这种东西了。所以这两年国内很多创作者都回归到了现实，从真实生活里边取材，从真实人物身上去找情感的创作道路。即便是《流浪地球》《封神》这种题材，抛开视觉奇观的部分，其实都有非常现实的逻辑思维。

　　新报：喜剧对你来说是什么？

　　董润年：在拍摄喜剧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喜剧的博大精深。喜剧是什么？我没法定义，但我知道喜剧对我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像我们这个戏里边其实反映了很多现实中挺让人伤心的事情，当我们用喜剧反讽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的时候，反而能给观众提供一种力量。

　　传统文化对于喜剧意义重大

　　新报：有观众说，影片中胡建林升职的桥段借鉴了刘宝瑞的相声《连升三级》。

　　董润年：《年会不能停！》从传统相声里边借鉴了很多东西，不只是《连升三级》，他们三个主人公的关系，我们是从群口相声《扒马褂》里得到的启发。首映礼上，经过王红卫老师的提醒，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故事也受到马三立先生的《买猴》的影响，也是一个讽刺官僚主义的作品。

　　新报：你是天津人，从小听相声是不是个自然而然的事？

　　董润年：是的。我记得从小每天下午都听收音机，天津广播能播一下午传统相声。由于我听得太多了，这个影响真是潜移默化的，我的整个的喜剧观，受到传统相声喜剧模式很大的影响。

　　新报：传统文化对于当下的喜剧创作还有多少借鉴的空间？

　　董润年：传统文化仍然是我们现在创作者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传统相声在故事上的铺垫，对人物的塑造上是很下功夫的。尤其当我们说“讲好中国故事”，什么样的情绪、情感是中国故事，什么样的讲法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我觉得其实都可以从传统的相声、戏曲里借鉴。

　　新报记者 王轶斐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