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何谓“君子”？朱熹的解释是：“君子，成德之名。”君子是对道德成就者的称谓，即品德修养臻于完善、真正成就了德行的人。君子的标准有很多，如仁、义、礼、智、忠、信、勇等。北宋张载将士人君子的追求概括为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应该说，君子是一个人道德追求的崇高目标，是品性修养的至高境界。
以仁为本 与人为善
仁是君子的核心品质。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意思是说，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原因，就在于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君子心里装着仁，心里守着礼，他们以仁德待人，体恤、关爱、尊重他人，乐于助人。
晏婴是齐国的国相。有一天，齐景公因晏婴的住宅靠近集市又狭小嘈杂，想给他换个地方，修建一处大宅院。晏婴拒绝了，说住宅虽然小点儿，但邻近市场，采买物品方便。景公笑着说：“那你说说市场上哪些东西贵？哪些东西贱？”晏婴回答说：“踊贵，屦贱。”踊是古代受刖刑者所用的特制假肢，一说为特制鞋。晏婴借此暗示刑罚繁滥：受刖刑的人太多，踊因而供不应求，价格昂贵。齐景公听了内心十分不安，于是下令减省苛刑。
又有一次，齐国连续下了三天大雪，齐景公穿着一件白色狐皮大衣站在堂前的台阶上，对晏婴感叹说：“奇怪啊，都下了三天大雪了，天怎么不冷呢？”晏婴回答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德君主，自己吃饱却知道别人的饥饿，自己穿暖却知道别人的寒冷，自己安逸却知道别人的劳苦，现在您却不知道这些。”景公惭愧地说：“说得好！我听明白了你的教诲。”于是下令给那些饥饿受冻的百姓发放粮食和衣物，又派人在全国查访生活困苦的百姓，由官府予以救济。
晏婴不仅劝谏国君善待百姓，自己也身体力行、扶危济困。《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记载，齐国人北郭骚家境贫寒，没有固定的产业，只能依靠结渔网、编织蒲苇、缝制草鞋的微薄收入奉养年迈的母亲，终日辛劳，生活依旧难以为继，实在走投无路，便登门向晏子求助。晏子听闻他的处境，十分同情，当即派人分出官仓中的粮食与府库中的金钱接济他。北郭骚为人清介自持，不愿无端收受钱财，于是谢绝了金钱馈赠，只收下维持母子生计的粮食。晏子懂得急人之难，体恤贫寒之士，待人仁厚真诚，并非只向君主空讲爱民的道理，而是亲身践行仁善。这份体恤底层民众的本心，与他规劝君主体恤百姓、宽待万民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充分体现出君子以仁存心、表里如一的修养。
晏婴为人为政，始终心怀他人、心系百姓，处处为百姓着想，将旁人的疾苦放在心上，展现出了以仁为本的君子品格。难怪司马迁满怀敬意地写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如果晏子还活着，即使替他执鞭赶车，我也心甘情愿，并对此欣喜仰慕。
在孔子看来，仁是君子人格的核心内涵。在任何境况下，作为君子都不能违背仁的要求，否则便称不上君子。所以，《论语》有言：“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强调君子一刻也不能违背仁德，哪怕是在仓促紧迫的关头或是颠沛流离的困境之中，都不能放弃仁德这个根本。即使面临生死抉择，“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有志向、有仁德的人，不会为了保全性命而损害仁德，必要时宁可牺牲生命来成全仁德。仁德的核心要义就是仁爱之心，即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这份对他人的慈爱与善良，是成就君子人格最基本的要素。
义以为质 坦荡无私
孔子常常将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区分二者的根本标准便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对君子而言，道义始终高于个人私利。所以，君子把“义”作为自身行动的根本准则，而不像小人那样优先追逐私利。
北宋时，章惇当了宰相后，对元祐旧臣大加贬谪，有着“布衣宰相”之称的范纯仁被贬往湖南永州。彼时范纯仁已经七十岁，又罹患眼疾，双目近乎失明。儿子们陪同他南下，一路历尽艰辛，便将满腔怨气归咎于章惇，痛斥章惇陷害忠良。范纯仁听闻，便批评儿子们：“孔子曾说过，‘不怨天，不尤人’，不要遭遇困苦就怨责这个、埋怨那个。”有一次渡江，范纯仁所乘的船只忽然倾覆，所幸距离岸边不远，儿子们将他从水中搀扶上岸，他浑身都被江水浸透。登岸之后，他仍不忘教诲儿子们：“难道船翻，也是章惇造成的吗？”
到永州不久，儿子范正思一日兴冲冲跑来告知：“我们可以返回朝廷了。”范纯仁心生疑惑。范正思解释说：“韩维不是也被贬到均州了吗，最近他的儿子跟章惇申辩，说他父亲执政期间与司马光多有不合，韩维因此得以解除贬谪。当年您也曾反对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新法，既然已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也可以借此为由申诉。”范纯仁摇头说：“我因司马光的举荐而官至宰相。昔日同朝议事，观点存有分歧本属常事，岂能拿往日的政见，作为今日脱罪的借口？那样我会内心愧疚。与其心怀愧疚苟活，不如问心无愧而死。”范纯仁在永州居住三年，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范纯仁获赦北归，次年离世。他不是没有改变境遇的机会，却始终不愿效仿韩维之子的做法，更不肯攻讦司马光来为自己开脱罪责。
范纯仁不肯为了摆脱贬谪困境而仿效他人、指摘同僚，根源在于他心中恪守不可动摇的道德准则，那便是道义。“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在价值取舍上，将道义视作至高的行为规范。《论语》有言：“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说，君子对待天下人与事，没有必须如此的偏执，也没有绝对不可如此的成见，一切行事都要依从道义。秉持这样的道义标尺，君子面对物欲诱惑便不会迷失本心。正如孔子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追求物质利益必须合乎道义，依靠不合道义的手段得来的利益，君子决不接受。
在确立“义”作为根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儒家又提出了一些君子的行为准则，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即君子以道义作为立身根本，用礼仪规范践行道义，以谦逊的言辞表达道义，依靠诚信成就道义，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又如“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强调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问也难以扎实；做人要以忠信为本，不要结交在忠信德行上不如自己的人；自身有了过错，不要惧怕改正。坚守道义，君子方能襟怀坦荡、公正无私，拥有“君子坦荡荡”“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人格风范。
秉毅守志 笃行致远
子路向孔子请教何为君子，孔子给了三个递进式的答案——“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成为君子，首先要提升自我道德修养，但这只是起点，并非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心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做到立己达人、兼济苍生。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年少便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嘉祐三年（1058），他呈上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阐述了改革主张，震动朝野。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由于触动了官僚、豪强和部分士大夫的既得利益，招致保守派的攻讦和指责，司马光也写信以“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点指责新法。
面对诘难，王安石毫不退缩，写下了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一一给予反驳：“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我接受君主的诏令，在朝廷研讨、修订法令制度，再交付主管官吏执行，算不上侵夺官吏职权；推行前代圣王的治国方略，兴办善政、革除弊害，算不上滋生事端；为国家整顿财政，算不上搜刮财利；批驳错误言论，斥责奸佞小人，算不上拒绝劝谏。他进一步表明立场：“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如果您责备我任职已久，没能辅佐君主大有作为，让百姓蒙受恩泽，那我甘愿领受罪责；如果说当下应当什么都不做，只固守旧法，这我便不敢认同。针对变法引来“天下怨谤”的非议，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世人习惯于苟且因循已经很久，不少士大夫把不顾国家大局、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好事。君主想要革除这种积弊，我不顾反对者多少，竭力辅佐君主抵制流俗，众人又怎能不大吵大闹？
《宋史·王安石传》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概括王安石的变法精神，彰显他不惧灾异天象、不拘泥旧有法度、不忌惮世俗非议的气魄。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但作为变法的倡导者与主持者，他身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气概与责任担当，历来为后人称道。
《论语》有言：“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意思是说，不必通过细碎小事来评判君子的才干，君子可以承担重大使命。《论语》亦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可以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把一国的政令交付给他，面临关乎大义的紧要关头，志向绝不被外力动摇。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正是君子。以上论述都在强调，君子当志存高远，勇于担当。
曾参讲得更为透彻，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要把弘扬道义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尽管实现它任重道远，但却不可以轻易放弃，要秉毅守志，死而后已。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传承，才使一代又一代君子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
谦恭知礼 卑以自牧
君子应当具备怎样的气度风范？《周易》的描绘是：“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真正的君子，应当言行谦和、虚怀若谷，待人接物令人如沐春风。
唐代娄师德是个文武兼备的将帅之才，他功勋卓著、官高爵显，却始终谦恭礼让，毫无骄矜之态。有一次，娄师德与另一位宰相李昭德一同上朝，因为年迈加之身体肥胖，行走有些迟缓。李昭德脾气火暴，嫌他走得慢，很不耐烦，怒骂道：“田舍夫！”娄师德听了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
娄师德担任兵部尚书时，巡视并州，在一处驿站用餐。他发现自己碗中是白米饭，随行人员吃的却是糙米饭。娄师德心生疑惑，传唤驿长询问缘由。驿长诚惶诚恐地回答说：“不知道您今天来，一时找不到足够的细粮，真是死罪。”娄师德平和地说道：“是我们来得太仓促，导致你们来不及准备。这是我们的问题，不能怪罪于你。”然后命人把自己碗中的白米饭也换成糙米饭，和大家一起吃了起来。
娄师德与狄仁杰同为宰相，狄仁杰内心轻视行事谨厚的娄师德，打算把他排挤出京城。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娄师德贤明吗？”狄仁杰回答说：“他作为将领能谨慎守职，至于是否贤明，我就不清楚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善于识人吗？”狄仁杰答道：“我曾与他同朝为官，没听说他有这方面的才能。”武则天说：“我之所以任命你为宰相，正是娄师德所举荐的。”说完拿出娄师德当初举荐狄仁杰的奏章。狄仁杰看完，十分惭愧，感慨道：“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远矣！”意思是说，娄公德行深厚，我长期被他包容却浑然不觉，我的德行远远比不上他。《朝野佥载》的作者张鷟称赞娄师德“可谓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者焉”，可以称得上是品德高尚的君子，也是当时难得的名臣。
娄师德进士及第，之后投笔从戎，征战沙场，屡建战功，威名远播。他的谦恭忍让，绝非性格软弱，而是后天修养使然。《论语》有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意思是说，君子处事严肃谨慎，少有过失；待人恭敬，恪守礼义。在儒家思想中，谦恭知礼是君子必备的素养，待人接物应当泰而不骄、礼让不争，表现出谦逊恭敬的态度，而不是恃才傲物，自以为是，让人敬而远之。
君子的谦和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如荀子所说：“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真正的君子，自身贤能，却能够包容才干平庸之人；自身聪慧，却能够包容见识愚钝之人；自身学识渊博，却能够包容见识浅陋之人；自身品行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处世之道。由此可见，君子的谦恭低调，是高尚的修养，更是高超的人生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