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从丢失革命根据地开始的，又是以能否创建新的根据地作为立脚点为其胜利与否的标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沦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8.6万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长征胜利结束。对于实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来说，由于长期的敌强我弱形势所迫，如毛泽东所言：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在毛泽东看来，“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因此，寻找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直是各路红军在长征中最直接的奋斗目标。
一、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
长征有三大历史背景，人们熟知的，一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错误的军事指挥导致在国民党军强力进攻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中国革命的生死危机；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三是不大被人关注和了解的中国革命中心的北移。
清朝晚期的中国南方最早与外部世界接触，得风气之先，自鸦片战争之际的虎门销烟和三元里抗英，到太平天国运动，再到康梁维新，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革命的中心一直是在南方，辛亥革命主要是在南方发动并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等领导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等也是由南向北发动的；国共合作掀起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依然是以南方为中心逐步向北推进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中心摆在了中国南方，先后在南方开辟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北方只有陕甘一隅）。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发生转变。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江浙财阀的支持，于1928年底在形式上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在新军阀混战中胜出的蒋介石政权，对中共在南方建立的各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剿”，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白区的上海、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无法立足，而且在大革命失败之初，利用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间隙建立的海陆丰、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等，都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成为游击区。
自明成祖定都北京以来，北方长期是封建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但是，清末以来，继清王朝封建统治被推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的分裂及其随后在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和二次北伐中土崩瓦解，中国北方的反动统治力量大为削弱。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由此引发人数超过30万的东北义勇军、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兵力达10万之众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以平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革命中心北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长征在客观上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向，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必须适时北移。1936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对来访的斯诺讲：“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
二、红军长征中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
回顾各路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新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由南向北、向西逐次推进。起初的重点在于粉碎国民党军对老根据地的“围剿”，保存和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这首先是基于战场形势的逼迫，边撤、边打、边建；同时，也反映出各路红军对老根据地的无限眷恋，希望与坚持在老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留守部队形成呼应，更希望能够恢复老根据地。因此创建新根据地的区域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其中以中央红军为典型，毛泽东在出发前建议中共中央进军湖南中部，没有被采纳；李德、博古等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确定开赴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在湘江战役遭受惨痛损失之后，于通道会议上决定转兵贵州；接着，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改为在成都之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据地；随后，因土城战斗失利和攻打叙永未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由泸州和宜宾北渡长江的计划，拟“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
红军长征的生存环境是极其险恶的，既有毛泽东所总结的天上每日有敌机轰炸、地下有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等人为的危险，又有几乎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等自然险阻。特别是由于这是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的转战，整日处于长途跋涉和激烈战斗过程中的各路红军，伤病员无法救治和安置，粮草弹药无从补充，情况紧急时连吃饭和睡觉都不能保证，犹如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小船，时刻不得安宁。因此，2月16日，在四川古蔺县白沙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突出创建新的根据地这一战略任务的决定性作用，所谓“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号召要主动进攻，而不再是被动应战，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强调“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在遵义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出其不意地杀回马枪，二渡赤水，进攻娄山关，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的胜利，全军士气大振。随后，在四渡赤水和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战斗行动中，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中央红军终于取得战场主动，摆脱长征开始以来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从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于6月12日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主力随后会师于懋功，取得长征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三、北上抗日与在陕甘建立根据地战略目标的确定
探寻新的根据地的过程，实际是对中国革命新的发展方向的探索。长征途中各路红军重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看似是行军路线和确定目的地的问题，但实际上与长征发生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有关，与中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力量的变化有关，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关。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于长征道路的问题。在亲身经历南方各革命根据地沦陷和长征初期在长江流域创建新根据地的多次努力一一失败的痛楚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开始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民族状况和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复兴之路等全局性的问题，从而提出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取向。
之所以最终要确定陕甘为发展方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靠近抗日前线”，体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初衷。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通过电讯了解到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剧。这实际造成中国革命主要任务的变化，即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为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由反帝、反封建并重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和红军一方面不得不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发动的全面“围剿”进行殊死的阶级搏斗，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全民动员和准备，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毛泽东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并认为“这最能动员群众”。这样，他就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可以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于是，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化为各路红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中共中央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增强的客观实际，为了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战略依托与支持，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把进军的方向指向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接壤的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设想背靠苏联、外蒙，依托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然后向东发展，实现直接对日作战。
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中央剑指陕甘是在尚不清楚陕甘地区仍保留有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做出的战略决策，是在坚决抵制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峻斗争中坚持实施的，是在翻越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等艰难险阻中实现的。就在此时，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自1935年9月起陆续在《大公报》上刊出他实地考察中国西北地区撰写的多篇通讯，9月13日刊载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在第一时间认定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地区集结一个多月后的动向，必是北出；10月9日写就的《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则详细探讨了吴焕先、程子华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的行动路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哈达铺通过《大公报》等媒体报道，了解到陕甘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等情况，更坚定了他们奠基陕甘的决心，并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最终于10月19日率领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中央红军的长征。
四、陕甘宁——中国革命长期稳定的大本营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在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的指引下，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的确立。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阐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针政策。会后，中共中央制定和实施了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动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并适时地将党的政策逐步实现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于是，引导各路红军在陕甘宁地区大会师和指引他们复兴中国革命的旗帜，不再是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与此同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部署和取得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队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陕甘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近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长期稳固的大本营，中国革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新的高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和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胜利会师。原来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各自为战的全国各路主力红军，在长征中浴火重生，齐聚西北高原，第一次纳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凝聚起不可战胜的钢铁力量，从此中国革命开启了由北向南推进的新征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当年就豪迈地宣布：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甘地区的重要意义，当时就被有识之士所洞悉。正在实地考察红军长征情况的范长江，1936年1月4日在《大公报》发表《松潘战争之前后》（指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的包座战役）一文，特别指出这场战役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央苏维埃已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中央红军的主力，亦由中国的东南转到西北的陕北上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则指出：向抗日前线进军，“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回望整个长征历程，寻找、开辟、巩固新的革命根据地，始终是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战略课题。被迫撤离南方原有根据地之后，各路红军在辗转征战中反复探寻可靠的落脚之地，历经多次挫折，最终落脚陕甘宁。这不仅让党和红军摆脱了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更实现了战略转移与民族救亡的有机结合。陕甘宁根据地既是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党领导人民投身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毛泽东曾三次谈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他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从此中国革命开始由北向南发展的新的历史进程。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