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章宏伟以一部聚焦动荡时期守护者的《故宫掌门人1925—1949》揭开了尘封往事。今年年初，他又以专著《故宫学十讲》勾勒出故宫学的学术体系。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一手推动《故宫日历（书画版）》等文化产品走入大众视野，一手深耕故宫学、明清史、古籍文献，取得了累累硕果。读书、考据、著述、治学，是他生活的常态。聊起故宫，他的眼神里全是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严肃与较真。

　　以文献为钥匙

　　打开尘封历史

　　1998年，在出版研究领域深耕多年、颇具声望的章宏伟，调入故宫博物院，任紫禁城出版社（今故宫出版社）社长。虽说长期与典籍、版本、文史研究为伴，早已练就扎实的文献功底，但真正踏入紫禁城，置身于浩瀚的文物与档案之间，依旧让他生出强烈的陌生感与敬畏感。

　　走进章宏伟的家，更能体会到这份“博大精深”在他生活中的模样。客厅里不见多余的装饰物，沙发与茶几之外，四面墙壁、角角落落都被书架占满，桌上堆着、柜里藏着、窗边码着的全是书。“你看我这一屋子书，其实不过是故宫文化的沧海一粟。”章宏伟望着满墙典籍，轻声感慨，“到了故宫以后，我就开始拼命学，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故宫太厚重、太丰富了，一辈子都学不完。就拿《清明上河图》来说，光这一幅画，我收集的研究著作就有三十多本，可这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随便一件文物、一段历史，想真正弄明白，要学的东西都太多了。”

　　来故宫之前，章宏伟是出版史、文史学者，研究范畴清晰专注；而故宫不一样，它是明清两代王朝的权力中枢，是上百万件珍贵文物的典藏宝库，更是承载中华数千年文脉的载体。“怎么才能尽快融入故宫、读懂故宫？”他自嘲说，自己既没法像文物专家那样上手品鉴器物、研究馆藏，也做不到如古建筑专家那般深谙木构营造、梁架结构，故宫传统的研究路径并不适合自己。

　　他试着从大众最感兴趣的图像纹样入手。故宫到处都是龙，他研究起盘踞在宫殿、器物、服饰上的这个祥瑞符号，一头扎进去就是半年多。但静下心沉淀后，他意识到：如果研究只停留在纹饰表象、文化符号层面，终究流于浅层，即便再用功，也只能做到二流水准，难触及故宫文脉的内核。“我别无所好，就喜欢看看书、写写东西，跟古籍文献打交道。”思虑再三，他决定回归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古籍版本、历史文献与明清出版史。

　　在研究清宫旧档、民国报刊、时人日记手稿的过程中，章宏伟发现：有些流传已久的说法，与原始档案、当事人亲历记载对应不上。这种偏差，触动了他作为出版人的职业敏感，也唤醒了一名文史学者骨子里的求真本性。“做研究我只信奉一句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多少原始史料，就下多少结论。”他这份恪守史实、死抠材料的治学态度，显得格外“老派”，甚至固执。可恰恰就是这“甘坐冷板凳、肯下笨功夫”的坚守，让他在故宫文献研究、史实考据中找到了走进故宫深处的钥匙。

　　尽管成绩斐然，他却谦和低调，始终保持清醒；可一旦谈及自己深耕的领域，他又会流露出源于实证、基于史料的笃定与自信。

　　章宏伟曾牵头故宫藏《嘉兴藏》的影印出版工程。《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方册藏》，是我国历代汉文刻本大藏经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由明末清初民间募资、历时百余年雕造而成。故宫所藏《嘉兴藏》，是海内外现存版本最完整、品相最精良的珍稀善本，文献价值极高。出于文物保护与学术流传的双重考量，故宫决定将这部珍贵典籍系统整理、影印面世。

　　这项工程之浩繁，远超常人想象。章宏伟回忆，当时出版社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全员上阵，周末无休，配合外请的电子公司一页一页拍摄、一卷一卷核对，整整一年半，才完成全部经文的扫描。而这仅仅是第一步。更难的是文献核定，他前后比对过海内外十几部《嘉兴藏》目录，竟没有两部完全一致。也正是在逐卷校勘、穷尽材料的过程中，章宏伟对这部典籍的研究日益深入。

　　《嘉兴藏》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 年）首刻于山西五台山。此前，故宫前辈学者归纳提出：这一时期五台山的刻藏地点有两处——妙德庵与妙喜庵。章宏伟同样以故宫藏《嘉兴藏》每卷末尾的施刻愿文为第一手材料，将一万二千多卷经文复核四遍，确凿证实：五台山时期刻藏地点仅妙德庵一处。所谓“妙喜庵”，实为在一万多卷经文中，仅有一卷将“妙德庵”的“德”字写作异体字“惪”，又因字形与“喜”相近，导致在传抄与著录中逐渐出现谬误。他以短短数百字将证据链条讲得清晰确凿，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在章宏伟看来，做学问不可靠名气、资历，只能靠原始史料、版本实证、严谨推敲。他不迷信前辈权威，不盲从流行定论，不附和世俗说法，只要史料有矛盾、逻辑有漏洞，就要追根溯源、查证到底。

　　对普通人来说，故宫的吸引力在于巍峨的宫殿和传奇的文物；但对章宏伟来说，故宫的魅力在于那些藏在宫殿深处、尚未被“清洗”过的档案。这些沉默的故纸，藏着被遮蔽的真相，也藏着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依据档案还原事件

　　为故宫掌门人立传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在那之前，吴瀛的手稿《故宫尘梦录》被送到出版社，由章宏伟担任责编。作为亲历者，吴瀛笔下的早期院史（1925年—1949年）鲜活而珍贵，也让章宏伟真正沉入那段岁月中。他发现，那段由皇宫向博物院转型的历程，此前少有人系统研究，文字记载模糊零散，甚至存在错漏。

　　“为什么我要把研究重心放在1925年到1949年？因为那是故宫博物院最艰难、最危险，也最不该被忘记的岁月。”章宏伟说，紫禁城从皇家禁苑走向公共博物院，在战火纷飞、几度濒临解散的绝境里，七位掌门人撑住了这座宫殿的文脉和命脉。

　　在《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他还原了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马衡七人的群像。这七人中，有人甚至未被故宫官方史志收录。像赵尔巽，从1928年起就被故宫视为破坏者，《故宫志》历届领导名录里没有他。但章宏伟在翻阅史料时发现，这位八旬老者在接管故宫遭遇强烈抵制、时局彻底失控后，实在无力支撑，才选择知难而退。“我们不能因为他的‘退’，就抹掉他曾经的担当与尝试。”章宏伟说。

　　他的书写既有温度，也有锋芒。写开拓者李煜瀛，章宏伟挖出深层动因——早年游学法国，对法国大革命后卢浮宫向公众开放的历程相当熟悉，在心底埋下“把皇宫变成博物院”的种子。“李煜瀛说，‘因系国宝，不宜归一人一姓’，正是这句话，点醒了人们：赶走皇帝，更要守住国宝。”面对备受争议的易培基与“故宫盗宝案”，章宏伟也没有回避，而是依据档案还原事件始末，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本书并非突击写成，而是沉淀了二十年。章宏伟说自己有个“毛病”，研究铺开面太广，常常一个课题做着做着就放下，等新材料、新想法来了，再捡起来继续往前走。

　　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章宏伟对书中人物的认知也在不断刷新，尤其是马衡。“原来我觉得马衡谨小慎微，好像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后来我发现，他的重要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的，他以沉默、坚韧的方式守住了故宫的制度、文物与根基。我越来越觉得，马衡和故宫是一体的。”他甚至计划专门为马衡写一部传记，书名可以叫《马衡先生和他的时代》或《马衡先生和他的朋友圈》。

　　《故宫掌门人1925—1949》于2025年问世后，他的《故宫学十讲》也在今年年初出版。这本看似紧跟推出的新作，实则是章宏伟十余年学术文章的沉淀。还有两部早已约定的书稿，至今仍在打磨。他说：“总觉得自己没做到位，想在能力范围内穷尽所有文献和资料，查到最细、考到最实。只有这样，才能过得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为赶时间而仓促落笔，不是我的风格。”

　　搭建故宫学学术框架

　　让古建文物“开口说话”

　　大众关注故宫的红墙古建、百万珍宝，追捧文创与文博科普，却少有人了解，故宫已拥有一门独立、系统的专属学术体系——故宫学。

　　早期故宫研究“各自为战”：有人专门研究红墙黄瓦的古建，有人专注清点百万件藏品，缺乏整体性、系统性。2003年，郑欣淼在南京博物院建院70周年馆长论坛上首次提出“故宫学”概念，打破了故宫研究碎片化、单一化的局面。章宏伟也开始计划打造故宫学的出版基地，他回忆：“我想搭台，为这门新兴学科筑牢传播与出版的根基，从没想过自己会入局做研究，更没想到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

　　2010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出任所长。从“搭台者”变为“研究者”，他牵头搭建起故宫学的学术框架，邀请高校学者参与进来，让故宫学在大学里落地生根。

　　此后十余年，故宫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高校合作，联合招收硕博士研究生。他们还创办了“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每年暑假邀请全国各地高校一线教师来故宫学习，讲习班被教师们戏称为“故宫学的黄埔”。有的教师回去后开设了故宫学通识课，反响很好。章宏伟说：“讲习班已办了13届，来自100多所高校的300多名教师参与其中，影响力甚至辐射到美国、日本的大学。”

　　故宫学的学术版图不断拓展。2013年，故宫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以课题项目制吸纳院内外学者参与。2021年，郑欣淼牵头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项目结出重要成果：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展示了青铜器、书画等南迁珍品背后的故事，也见证了抗战时期保护中华文脉的伟大壮举。

　　回望来路，章宏伟感触颇深：“故宫学从没有封闭一隅，而是兼容并蓄、开放共生。”这门年轻的学科，真正做到了立足本土、扎根时代、走向世界，实现着“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全世界”的宏大愿景。在他的认知里，故宫学从不局限于考证古代宫廷历史、礼制文物，更涵盖了现代博物馆运营、公共文化传播、文旅融合发展、观众心理学等领域。其终极价值，就是打破历史与当下的壁垒，用严谨的学术研究，让沉默的古建、文物、档案“开口说话”，让紫禁城文脉持续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对话章宏伟

　　对文物历史心怀敬畏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记者：如今故宫是公认的文化“顶流网红”，文创产品、科普短视频层出不穷。在此传播热度之下，您认为故宫文化最不能丢掉的核心是什么？

　　章宏伟：归根结底两个字：真实。如今故宫文创火爆出圈，这是极好的文化现象。创新的传播方式，让深宫文物与文脉走出殿堂，是顺应时代的有益探索，值得肯定。但是，历史的内核与底线不能松动。网上有不少为博眼球、赚流量刻意杜撰的内容，戏说、歪曲故宫历史，误导大众，消解了故宫厚重的文化底蕴。所以我一直坚守准则：可以用娱乐化的形式传播文化，但绝对不能娱乐化历史本身。

　　故宫最珍贵的价值，不是流量热度，而是有真实历史印记、有据可考的文物史料与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无论是治学研究还是文化传播，我都恪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底线，心怀对文物和历史的敬畏。一旦舍弃真实、丢掉学术底色，再火爆的传播也只是噱头，故宫也会失去独有的历史厚度，变为普通景观。

　　记者：您长期从事以故宫为主题的出版工作，您觉得这项工作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章宏伟：出版在故宫博物院并不是核心业务部门，但我觉得，其辅助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故宫百万件珍贵文物、海量的宫廷档案深藏于库房、陈列于展馆，受时空限制，大众很难深度接触、完整读懂。出版正是打破壁垒、打通文脉的最佳路径。故宫出版社的出版物不仅聚焦学术，为学者服务，也兼顾大众传播，从《紫禁城》杂志、《故宫日历》到沉浸式数字读物《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一直在创新，目的是让学术走出象牙塔，让大众看得懂、买得起。传播亦是最好的保护，通过出版与数字化传播，大众对故宫的热爱与敬畏会不断加深，终将形成主动守护文脉、传承文化的自觉。

　　记者：您多次提及“故宫人”这个身份，在您和一代代故宫人心中，这个身份的内涵与担当是什么？

　　章宏伟：外面的人看故宫人，觉得在故宫上班挺风光的。确实，故宫人都有一种自豪感，但其实更多的是敬畏、责任与担当。就拿用电安全来说，我们出版社每间办公室，谁最后一个下班，走之前一定先关灯，然后拉掉房间的电闸，再拉掉总闸。三级断电，既是我们的规定，也是责任。大家甚至都有点儿神经质了，回家路上突然想到电闸是不是没拉掉，就跑回单位，检查后才放心。我们有“四个故宫”建设：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平安永远排在第一位。故宫安全无小事，不能有万一，一失全无。紫禁城历经数百年风雨安然无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无数故宫人的严谨与坚守。所谓故宫人，是把这里当家的人，是一群与时光为伴、为文脉值守的人。我们扎根红墙之内，守着文物、守着档案、守着历史。既要以学术严谨还原历史真相，也要以温柔初心传播故宫文化，守护好这座城、传承好这段文脉。

　　（图片由章宏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