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摆脱低水平重复和内卷式竞争，实现内涵式增长，发挥引领整体经济转型发展的使命责任。
从实践来看，所谓“内卷式竞争”并非竞争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发展方式、竞争逻辑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出现了错位。摆脱内卷式竞争、走向高质量发展，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就是要从深层次上不断推动竞争方式的转变，把改革创新贯穿发展全过程，从发展方式、运行效率、体制机制和产业协同等方面系统发力。
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先导，引导国有企业走出路径趋同的竞争格局。内卷式竞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发展路径高度相似。不少企业在业务布局、项目选择和投资方向上相互模仿，容易形成“你有我也要有”的跟随式扩张，导致资源被分散配置，优势难以沉淀。
要破解这一问题，首先要在发展方式上作出根本性转变。国有企业要明确自身发展方向，自觉将发展重心放在提升内在效率和长期价值上，围绕自身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系统梳理业务结构和资源投向，把有限资源集中用于关键业务和核心能力建设。
除此以外，还要强化政策引导和机制保障。政府部门在国资监管、考核评价中要推动优化导向，淡化规模增速等短期指标，突出质量效益、创新能力、战略贡献等核心维度，引导国有企业在投资决策和项目布局中锚定长期价值，聚焦提升单项业务的运行质量、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以提升运行效率为重点，重塑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和管理能力。内卷式竞争往往伴随着效率不足。当企业主要依靠追加投入来维持增长时，边际效益递减不可避免，内部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会被不断放大。
破解效率困境，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创新和重塑企业运行机制。一方面，要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系统优化业务链条和管理环节，精准识别并剔除不产生价值的冗余流程、重复操作，让资源配置始终贴合核心业务需求与客户价值诉求。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压缩无效消耗，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向产品升级、服务提质等关键领域，实现“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价值”的管理目标。另一方面，则是要加快运用数字技术和现代管理工具，提升管理的精细化与透明化水平。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闭环体系，用数据穿透部门壁垒、还原业务真实场景，让决策摆脱对个人经验的依赖，实现精准化、科学化管控，同时以标准化流程固化每一次改进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运行规范，让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内生的、稳定的能力，而非依赖短期突击或额外投入。
以体制机制优化为支撑，增强企业持续创新和自我迭代能力。内卷式竞争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创新动力不足。若企业的激励机制仅聚焦于短期业绩兑现，而非长期能力建设和模式突破，就容易使企业陷入“重模仿、轻创新”的短期竞争，难以沉淀核心技术与可持续优势。
因此，要推动国有企业走出内卷，必须在体制机制上精准发力，激活创新与迭代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构建与高质量发展适配的考核评价体系，重点突出创新投入强度、关键技术突破、成果转化效率、长期价值沉淀等指标权重，将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创新团队建设、颠覆性技术探索等纳入考核加分项，引导管理层把精力从“追逐短期业绩”转向“积累核心能力”。同时，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创新容错纠错机制，为创新试错提供宽松环境。
另一方面，则要在严守监管底线、压实主体责任的前提下，深化授权、放权改革，赋予企业在创新项目立项、研发投入、团队激励、成果转化等方面更大的决策自主权。通过“权责对等”的机制设计，搭配数字化工具打通创新从研发、试验到产业化的全流程管理，让企业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灵活调整创新策略，形成“创新—迭代—增值”的良性循环。
以构建协同格局为导向，推动竞争方式由“内耗”走向“共赢”。内卷式竞争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协同意识的缺失与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企业之间的各自为战、盲目布局，不仅会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还会因无序竞争拉低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难以形成应对市场竞争和技术变革的合力。
要引导竞争走向健康有序，需要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构建协同发展生态。一方面，要以产业链、价值链整体价值最大化为导向，引导国有企业立足自身功能定位与比较优势，明确在产业链中的分工边界，聚焦自身核心价值创造，提升产业链整体协同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数字化工具为支撑，搭建跨企业协同平台，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打通技术、数据、服务等资源的共享通道。通过统一数据标准、共建技术研发平台、开展联合攻关，破解“数据孤岛”“资源壁垒”等问题，让创新成果、优质资源在产业链内高效流动，引导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向“抱团发展”。
当竞争的核心从“规模对冲、相互消耗”转变为“能力互补、协同增值”，不仅能减少内卷式消耗，更能通过产业链协同放大整体效应，推动行业发展质量与核心竞争力同步提升。
【作者分别为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讲师；均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向混改’中多个大股东治理结构的形成逻辑及共同治理机制研究”（21BGL13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