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中央文库旧址（今西康路联谊西康大厦）

　　陈为人使用过的剪刀（拍摄于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党的档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陈为人同志，于1927年5月至10月间在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1926年7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前身，在其成立之初设立文书科，负责文件阅览、保管、收发和油印密写等工作。翌年10月，在文书科设立文件保管处，这是中央文库的前身。

　　在津期间，陈为人还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即与韩慧英结婚，两人不仅结为人生伴侣，此后更成为休戚与共保管中央文库的战友。不久，陈为人奉命到东北筹组中共满洲省委，1927年10月任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其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8年12月，陈为人在沈阳不幸被敌人逮捕入狱，关押7个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并调往上海，先是参与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工作，后调《上海报》担任经理。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机关精简机构，文件保管处撤销，文书科科长张唯一将原文件保管处积存的、被称为“一号机密”的二十余箱文件转移到其租住的上海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顺昌里的一幢独立小楼中，党的历史上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此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1931年春，中央文库的发展迎来重要转折。这年4月，瞿秋白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起草《文件处置办法》，制定了档案文件的分类原则、编目要求、归档制度、销毁规定、备份保存等规范性要求，成为此后管理中央文库所依据的主要规章。就在是月底，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党的机密暴露，多名干部被捕遇害，中央机关此后被迫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

　　也是在同一个春天，陈为人在上海法租界再度入狱，因遭受敌人严刑拷打，他感染肺病且双腿麻木，后经党组织营救，于是年底出狱。不久，在家中养病的陈为人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接手中央文库的保护工作，并于1932年正式开始。那时，原文书科科长张唯一担任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留守上海继续领导白区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与文件工作，仍直接领导中央文库工作，成为陈为人夫妇的上线。

　　中央文库的档案也迅即完成转移，从张唯一家搬运到陈为人家。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租了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开了一家湘绣店作为职业掩体。那栋三层小楼，第一层是客厅兼卧室，客厅即经营场所，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的阁楼暗藏机关，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档案。这是一个储藏室，也是一个工作室。斗室之间，陈为人夫妇开始了对文库档案的整理。

　　这些档案数量庞大，有二十余箱两万余件之多，其中包含大量绝密文件，集中了党的六大以前极为重要的材料。大致包括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文件和会议记录，1928年到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各项决议、决定、纲领、宣言及通电、通告，中央与各级党部的往来信件，共产国际与我党的来往信函，中央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中央出版的党内报刊，中央领导人的手稿，部分革命烈士的遗嘱、遗墨和照片，等等。

　　张唯一负责中央文库时期，档案由少增多，尚在垒叠阶段，只需存藏而未有整理之功，陈为人经手之后，任务不仅是保管更要整理。那还是档案工作粗放的原始时期，全赖剪刀、糨糊的拼接与抄录的徒手劳动，效率低下。陈为人肺病缠身，又加之不断积劳，沉疴日重。

　　陈为人是档案工作的一个拓荒者，为使档案便于保存、转移与利用，他给其物理瘦身，剪去文件四周空白纸边，或重新抄录而使厚纸变薄，将大字写成小字，这样档案体积变小、重量减轻。档案的抄录还包括对曾经伪装的文件进行还原，即将密抄在小说、报纸上的秘档用药水显影，将隐形文字再誊抄到普通纸张之上，这些不厌其烦的工作，就是为了档案能够利用。陈为人还根据《文件处置办法》，将档案系统整理，按性质、内容和涉密程度分为6类13个部分并编写详细目录，目录又分为总号和分号，以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加以区分，这样可以保持文件的时间顺序，同时又能在一个目录上按类区分。这个目录标明了文件的总数，也厘清了属于各类问题的文件的数量。

　　党中央1933年迁至瑞金后，上海仍笼罩在极度的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特务密布全城，顾顺章叛变的余波不平，党组织接连遭受打击。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与盛忠亮先后被捕，党的财务部门与秘密电台均遭破坏，多处机关单位被摧毁，白区工作陷入低潮。1935年2月，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和前去接头的韩慧英先后不幸被捕。

　　妻子出事后，陈为人也有被捕之虞，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他被迫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和两万余份文件迅速转移。中央文库开始了最为艰难的孤岛守护时期。当时党内有专门的秘密工作条例，其中明确隔离与伪装原则，即为防止人员复杂而致暴露，存放档案必须用单幢房子。这还不算，租赁房子还得有铺保（即担保人）。陈为人既无铺保，更无租金，他想尽办法才在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今西康路联谊西康大厦）找到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租金每月高达30块银元。韩慧英离家那天，家里连一块钱都没有了，韩慧英和张唯一交接，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去取经费，而经费来源中断，陈为人的租金不知从何而来，因史无记载，现已无从知晓。

　　房子租下，还要伪装，当时要求秘密机关必须家庭化和社会化，机关人员要有职业，陈为人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出现；他还要尽快找到一个女人组成完整“家庭”，一个独身男人带着三个孩子，显得形迹可疑。

　　陈为人找到从前在狱中结识的湖南同乡李沐英。李沐英带着一个男孩来，这个“家庭”就又多了一个孩子。人口多，他们只好以典当为生。当时一楼陈设装成有钱人家的样子，客堂的窗子是朝弄堂外开的，来往的人可以看到里面的摆设而不至于怀疑。二楼的家具逐步变卖一空，闹钟、皮大衣、电风扇、灯等都拿到当铺换钱，连破布鞋甚至铁皮罐头之类的零星杂物都快卖光了。为了不让房东察觉而生疑，陈为人常在饭上盖一片干鱼，把饭端到楼上吃，那片干鱼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其实“全家”每天仅以两餐山芋粥充饥，孩子们饥饿难熬，陈为人贫病交加，频频吐血，也只能把萝卜当水果吃，聊以润肺而已。

　　李沐英托在培明女中任训育主任的表姐罗叔章帮忙，在这所女中的附属小学谋到教职，每月工资20元，她只取9元吃饭2元零花，其余全用来维持开支。虽如此，仍不能解决房租问题。陈为人只得写信给时在河北正定省立八师附小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告知其姐“病重”，要她前来“看望”。韩慧如来沪后，顶替了李沐英的位置，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承担起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最令人感动的是，韩慧如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300块银元，虽然这只够交10个月的房租，但可解一时的燃眉之急。

　　这时档案的整理依然继续进行，陈为人指导韩慧如开展工作。在不断减少文件体积的同时也减少箱子数量，腾出的箱子可卖钱买米。深夜，有些纸张还得烧掉，就将纸灰一点点倒在厨房间的阴沟里冲走。陈为人肺病本就严重，饥饿和积劳更使他旧病加剧，身体每况愈下，骨瘦如柴，咳血不停，他却担心着档案受损。上海气候潮湿，档案长期压箱会受潮粘连，乃至霉变、虫蛀，为此他还要不断地翻箱检查、通风，并在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中央文库已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关押数月的韩慧英因无口供和人证而无罪释放，1936年初出狱，后经罗叔章介绍，到培明女中附小教书。

　　1936年4月，冯雪峰受中共中央派遣从陕北抵达上海，重建上海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其间，他与特科上海办事处的徐强接上关系，并向其下达明确指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当时培明女中附小内有一名地下党员叫毛道逊，他与韩慧英接上关系，又与特科上海办事处的徐汉光取得了联系。徐汉光由此得到中央文库的消息，此后经过多次传递联络，最终使得其堂兄徐强与陈为人成功接头。

　　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而文库档案完好无损。为了陈为人的身体也为了文库的安全，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把整理完毕的六箱档案装在四个大皮箱里，亲自押送两辆三轮车，将其送到法租界恺自迩路顺昌里7号一栋石库门房子里。整个过程利用普通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伪装成私人搬家，是为避免引起巡捕房注意。巧合的是，1930年中央文库档案迁移出中央秘书处，就是搬到法租界恺自迩路顺昌里的一幢小楼中，这次转移又是搬到顺昌里，前后两次安置竟在同一个弄堂，中央文库完成了惊人的地理回归。

　　交出文库后，陈为人如释重负，却也一病不起。长期的饥饿加营养不良，高度的紧张和超负荷的工作，都在加重他的肺病。但足以令他欣慰的是，在中央文库交接之前自己没有倒下。陈为人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准备，在编辑文库的索引目录之外，1936年6月14日，他还专门撰写了一份《开箱必读》，这份文件又分为“开箱注解”和“装箱记”，成为中央文库将来利用的指导性文件。

　　为挽救陈为人的生命，党组织不惜代价，将他送到广慈医院救治。但因怕花钱，陈为人两度从医院跑回家中。组织上只好同看弄堂的老金头商谈，将隔壁17号房2楼小亭子间作为陈为人养病之所，又派来一个名为李德生（当时化名纪纲）的中医，给陈为人开药方子治病，但因沉疴太久，也无济于事。1937年3月13日，年仅38岁的陈为人与世长辞，灵柩寄存于上海斜桥湖南会馆丙舍。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未久，在淞沪会战中，上海斜桥湖南会馆毁于战火，陈为人的遗体下落不明。在陈为人去世之后，从1937年到1949年，在漫长的12年里，在党的领导下，又有多位党员接力守护中央文库。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地下党员陈来生将全部文件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并由上海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1950年2月，全部文件运往北京，上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中央档案馆成立之后，中央文库的全部文件成为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