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盛夏，周利成生于天津海河之畔。或许是海河的灵秀滋养了文心，或许是津沽的文脉孕育了执着，这个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择一业，终一生，将半生光阴悉数奉献给了档案编研事业。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退休后，周利成仍眷恋案头的史料、笔下的文字，还被天津市老年人大学聘为兼职棋牌教师。案牍深处，他看见的是文明的传承；研途之上，他奔赴的是山海的邀约。这份执着，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热爱，成为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与担当，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热爱为舟载岁月

　　编研逐梦凝初心

　　我自幼钟情文学，19岁提笔创作小说、散文，21岁便有作品见诸报端。在工厂务工五年间，我也始终未放弃写作初心，始终怀揣着成为编辑或记者的梦想。1989年，通过招干考试，我进入天津市档案馆，成为一名档案编研人员。然而，现实中的编研工作与我想象中的编辑职业相去甚远，不过是“一沓稿纸、一把剪刀、一瓶糨糊”的档案抄录日常，枯燥乏味的工作并未消磨掉我的意志，我选择咬牙坚持。

　　1997年，天津市档案馆晋级国家一级馆。这一契机，让我得以接触到民国时期天津法院与警察局档案，卷皮上“杀人、贩毒、绑票、诱拐”等字样勾起了我的好奇。翻开案卷，翔实的案件侦查过程、庭审记录与判决书极具吸引力。我将档案素材转化为生动鲜活的故事，很快完成十几个民国旧案的撰写。《天津工人报》为我开设“津沽遗案”专栏，每周一篇的刊发让我备受鼓舞。

　　我发现，天津历史上的重大案件在档案中记载寥寥，于是我去天津市图书馆查阅《大公报》《益世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日报》，又补充创作了二十余个大案故事。2000年1月，《每日新报》创刊，我带着这些文章与图片找上门，报社开辟了“解密档案”专栏，连续刊登八个月。同年10月，我的首部专著《档案揭秘——近现代大案实录》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圆了我多年的写作梦。

　　2002年，《中国档案》杂志约我撰写一篇关于骆玉笙的稿件，我得以接触到骆老。采访十分顺利，我不仅与骆老及其孙女骆巍巍合影，还意外获得了骆老的亲笔题词。没想到，二十多天后，传来骆老逝世的噩耗。我立刻意识到，此次采访或许是骆老最后一次公开受访，题词亦是绝笔。

　　这篇文章兼具名人效应与新闻价值，我连夜将标题改为《骆玉笙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调整文章首尾内容，与骆老逝世相呼应。次日清晨，我赶赴骆老灵前吊唁，将文章交由其孙女审阅，获认可后，即刻送交《今晚报》。两天后，该报破例以整版篇幅刊登此文，引发广泛关注。

　　撰写《相声泰斗马三立》一文时，因马老住院未能采访。文章在《中国档案》发表后，马老病愈，我与同事送杂志上门，又完成了简短的补访，并拍下了他阅读杂志的珍贵照片。

　　此后，我又陆续采访了河北梆子老生王玉磬、天津时调创始人王毓宝、梅花大鼓演员花五宝、京东大鼓演员董湘昆等艺术名家，以及相声演员郭荣启、河南坠子演员乔清秀的家人，撰写的专访稿件发表于全国十余家报刊。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利用翔实的原始档案，以文学化语言讲好故事，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档案编研领域发挥写作特长，正是我多年的梦想。至此，我真正爱上了档案编研工作。

　　用心琢档传文脉

　　敬畏史源守赤诚

　　三十多年来，我撰写了《民国画报人物志》《楮墨留芳——天津近代名人档案》等22部专著，担任《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第一撰稿人，主编《张伯苓全集》《中国近代画报大系》等40余种史料汇编。为天津电视台“津门旧案”等栏目撰写30余个电视脚本，在多家报刊开设过十余个专栏。档案编研工作不仅让我实现了编辑、记者的初心梦想，更让我在人生坐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2007年年初，北京奥运博物馆工作人员到天津市档案馆查阅张伯苓相关资料，提及他是提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他们在天津市档案馆查找相关佐证未获突破，我却敏锐地意识到这一课题的重大社会价值，决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厘清史实。

　　我先后赴南开大学、天津市图书馆、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查阅资料，走访张伯苓后人与研究专家，终于在《天津青年》会刊中找到了关键依据。经过半年多的日夜奋战，我完成了《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的书稿。

　　2008年1月，这部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发来贺函，高度评价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对奥运作出的贡献。此后，我持续深耕张伯苓研究，2013年，我沿其足迹实地考察，搜集700余万字资料，促成了十卷本《张伯苓全集》于2014年出版。

　　承接《船王董浩云在天津》编写任务时，我们面临巨大挑战：董浩云的手稿多为草稿，涂改多、字迹潦草、语序混乱。编写组逐一辨认了数百件亲笔档案，撰写章前概述遇阻后，我通过香港专家联系上董浩云之女董建平，获其鼎力支持，不仅解答疑问，还邀请我们赴港查阅资料、参观董氏集团。在港期间，我向董浩云次子董建成递交了60万字的书稿，现场逐字念出难辨手稿的内容，得到了确认。后来，董家专门召开家庭会议，确定首发式事宜。该书出版座谈会在天津举行时，国家档案局领导、天津市领导及董家三代人齐聚一堂。那一刻，我对档案编研工作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档案之中觅故事

　　深耕文心著华章

　　2000年年初，我在旧书摊以200元购得10期《北洋画报》，本来是想为我的新书配图，却被其精美的印刷、新颖的排版及鲜活的内容深深吸引。与档案、文献、报纸侧重正面记叙大事件、大人物的写法不同，画报记录的是大事件背后的花絮、大人物身边的小故事，极具故事性与趣味性，恰如历史的“血肉”，与档案文献的“骨干”相辅相成，能让历史变得更加立体鲜活。自此，我迷上了老画报的搜集与研究，足迹遍布全国的档案馆、图书馆，至今已收藏920种、40余万页老画报。

　　近十年来，我潜心钻研，推出了一系列相关专著。我主编的《中国近代画报大系》共计八卷、500余万字。其中的《档案公牍卷》《报刊文论卷》《中国近代画报史稿》三卷已于2024年4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另外五卷正在印制。《中国近代画报史稿》填补了中国画报史研究的空白，成为新闻史、出版史研究的工具书。

　　对我而言，有三个幸福时刻：一是在档案史料中发现珍贵资料；二是手捧刚出版的新书感受墨香；三是与读者分享我的创作心得。我始终秉持“为读者而写”的理念，读者的喜爱，便是我不竭的写作动力。

　　2016年，我的作品开始走出天津、走向全国。那年春天，我专程赴广西拜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恰逢其出差，便写下千余字留言，介绍自己的创作构想。当天晚上9点，我接到了总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已从北京赶回出版社，与我畅谈至凌晨1点，对我的选题高度认可，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一个月后，我顺利签约，《民国画报人物志》《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相继出版，首印均为1万册，且各加印3000册，市场反响热烈。

　　回顾职业生涯，我是幸运的：工作与兴趣完美契合；我是快乐的：以愉悦的心态工作，从工作中收获了快乐；我更是幸福的：有领导的支持爱护，有同事的关爱帮助。三十多年深耕档案编研，热爱是起点，敬畏是底色，坚守是路径，我将继续在这片天地里，挖掘档案价值，讲述历史故事，不负初心，不负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