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出生的章用秀，是一位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的学者，出版过《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天津的园林古迹》《艺术大师李叔同与天津》等百余部著作。他也是一位藏书家。走进他家大门，就好像走进了一座图书馆，从书房到卧室再到客厅，到处都是书，几十个书架将四壁占满，不同版本的图书及线装书分门别类地摆放，规整有序。买书、读书、著书几十年，他将从书中读到的知识，运用到对天津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推广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研究天津书画历史

　　收藏天津乡贤画作

　　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家里算上我这代，在天津市能上溯到十一代人。这可能也是我对天津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吧。

　　我从小喜欢到处乱走。我家住在河北区水梯子大街，5岁那年，有一天，我自己去百货大楼，出来后本该往右转，回河北区，可我却向左转，竟走到了海光寺。天都黑了，是警察叔叔把我送回了家。上学时，课余时间我常跑到市区各处及郊区的一些村镇，还画了方位图、在小本本上写下考察记录。

　　上中学时，我喜欢上了写作，上山下乡仍坚持写。1974年，我分配到河北区委，做新闻采写，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过很多河北区发生的新闻事件。

　　我喜欢书画，发表了一篇介绍天津书画家梁崎的文章，但要不要接着写这类文章呢？心里有点儿犹豫。《天津日报》的朱其华老师鼓励我：“天津的书画家不应被埋没，《天津日报》需要这样的文章！”他的话为我指明了方向。

　　之后，我撰写了李鹤年、姜毅然、刘维良等天津书画界前辈的文章。上世纪80年代，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去世，朱其华老师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要得急，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写，我写了一个半小时。

　　其实，历史上天津有很多卓有成就的书画家，但文献方面却有所缺失。为弥补这个遗憾，我多方搜集资料：第一，尽可能地去查阅画史、书史、地方志、津人诗文集及笔记杂谈，包括《天津县志》《天津县新志》《天津志略》《津门诗钞》等，也查阅了旧报刊，包括《北洋画报》《大公报》以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等，一点点积累；第二，我奔走于博物馆、展览会、拍卖会、画店，留心天津乡贤的作品，拍照片、做笔记，拓宽资料来源；第三，我从拍卖会和画店购得过数百件津人画作，逐一品评、探讨。最终，我完成了《天津书法三百年》《天津绘画三百年》两部著作。

　　我收藏有一批天津乡贤的书画，也曾在天津美术馆办过专题展览。有一件曾延年所绘《秋花图》，淡红色的山茶花、蓝色的牵牛花配以浅绿色的花叶，格外清丽淡雅。曾延年是成都人，但这幅画的收受者，实为天津人李叔同。曾延年在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史上可圈可点，他与李叔同一样爱美术、爱戏剧，先是在日本，后是在上海，前后同学、共事数年。此画见证了两人的非凡经历及特殊关系。

　　因为我生在河北区，又在河北区工作，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关注到了同样在河北区出生、长大的李叔同。很多书刊说他是浙江平湖人或山西洪洞人，我查证了大量文献资料，证明李叔同家中至少八代人生活在天津，李家是天津的坐地户。我多方查考了李叔同在天津的成长经历、他的人生轨迹及其在天津的师承关系，以此证明天津文化的近代性对李叔同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撰写了《天津乡贤李叔同》《一代宗师李叔同》等著作。

　　盐商延揽四方名士

　　绘出天津文化底色

　　朱其华老师曾为我的《天津地域与津沽文学》一书作序，题为《一脉书香》。他写道：“天津过去不仅有电视剧里大力渲染的好勇斗狠之徒和被称为‘混混儿’的一类人渣——那不过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枯枝败叶；天津同时还有深受国内外学子尊崇和仰慕的旷世奇才、文学大师、高僧大德李叔同，以及与外地相比并不逊色的文人群体和一脉书香，那才是更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决不能让他们像黄金一样沉入海底！请换一个观察角度审视天津的过去和天津地方文学，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天津——那才是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天津！”

　　历史上，天津的漕运、盐业非常发达，有很多盐商在此经营、生活。严修家是盐商，李叔同家也是盐商。盐商致富后，办了很多慈善事业，在各处营造园林，也办教育延揽四方名士，把浙江、江苏一带的文人吸引到天津来。因此，在那个时期，天津出现了文化大发展的局面，本地的诗词、绘画、书法，都有很大的提升，留下了许多作品。

　　天津近代文化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也有些许的杂音。比如，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天津人只会耍嘴皮子，没正文儿！”其实在我看来，天津人说话，除了个别的方言土语之外，大多是带一点儿天津味儿的普通话，只是三声字的发言重了一些，绝不像某些人模仿的那样，不伦不类、不三不四、半真半假、半生不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是一嘴的天津方言，他发出的“爱国三问”掷地有声，绝不是“耍嘴皮子”。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把天津说得很俗。我认为，天津人当然有幽默直率的性格，但这并不是粗俗、野蛮。天津既有俗文化，也有雅文化，梁启超、李叔同、严修、曹禺等都可以代表天津人，代表天津的雅。

　　天津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海河、海洋孕育和发展了天津，构成了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的城市性格。挖掘我们的文化资源，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坚持做的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实地探访也是阅读

　　我一生与书结缘，每天必须有书置于床头，才能入睡。上中学时，我对书已经是情有独钟，常背着家长偷偷地用零花钱买书。参加工作后，每到一个地方办事，哪怕时间再紧，我也要去当地的书店逛逛，遇上好书总是不忍放手。

　　我买书有几个原则：第一，买书从来不惜成本；第二，从来不用公费买书；第三，买书时不跟卖家讨价还价。从《古今图书集成》、经史子集的主要典籍、现当代名著，到笔记杂谈之类的单行本，我几乎买了一个遍，总计藏书已有三万多册。只要是与天津有关的书，我更是想方设法地买到，从这些书里发现了很多有关天津人、天津历史及地域文化的知识。当朋友把我的书借走后，我会立刻再买一本同样的书补上。

　　研究历史文化，除了读书、查找文献，更重要的是去实地探访。比如位于河北区的云贵会馆旧址，最近已经重新整修了。很早以前我就去过，当时那里有一家小工厂、一所中学。我跟厂里的人们攀谈，他们告诉我，有个文物贩子想买会馆里的一块石碑。我说，千万不要卖，一定要保护好。这块石碑一直保留到现在。

　　我还曾对一些历史建筑提出过保护建议，比如河北区三马路114号院、三马路与宿纬路交口处一座中西合璧的老楼、辰纬路西北段西侧的丰厚里、达仁堂制药厂内的小楼等。

　　北宁公园里面也有很多历史建筑，多建于清末至民国时期，与天津的其他公园不太一样。我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公园致远塔前的一对石狮比较特别。清代的石狮雕刻比较厚重，其形态活泼多于凶猛，让人感到臃肿疲沓、软弱无力，而金代石狮的造型却很清瘦。我查了《益世报》，在1921年4月19日这一天登载了一篇文章，谈及河北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前身）在省内征集石狮，于某县发现了一对。曹锟的弟弟曹锐对此颇为关注，经过一番周折，石狮落户天津。这对石狮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是天津市现存雕刻年代最早的石狮。

　　另外我还查询到，天津还有两对古代石狮：一对在天津市自来水公司门前；另一对在位于黄纬路的九八三医院（原二五四医院）内。

　　退休后，我给自己安排好作息时间，每天还像上班一样，工作时间只允许自己读书、写作，绝不轻易侵占。我先后应天津图书馆、天津市文物局等单位之邀，做了“天津的园林古迹”“李叔同与天津”“徐世昌——书画兼工的民国总统”等专题讲座，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我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天津、爱上天津，因为这里是我祖祖辈辈居住、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