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2018年4月一个寒冷的早晨上午9点，我准备给我的朋友塔姆辛施以治疗。我们在伦敦大学学院校医院麦克米伦癌症中心做了登记，接受了几个化验，然后等待着，直到化疗椅空闲了。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装作没有在观察输液管中从宽宽的塑料袋滑进她胸部输液港的化学物质。药物对光很敏感，所以输液袋覆盖上了亮橘黄色的套子。这与我在假日远足中携带的急救袋颜色完全一样。从很多方面看来，这就是以慢动作发生的紧急事件。

　　就在2017年圣诞节后，塔姆辛被诊断出肠道癌，大概在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在外科手术和几轮化疗之后，她的样子还好，尽管坏细胞已经准备扩散至她的全身了。她是一位优秀的气候科学家，专攻计算机模型的运行，预测未来地球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她知道她自己从内而外的各种潜质。根据她的计算，她年轻、健康的优势意味着她患有癌症的危险程度大概和在珠穆朗玛峰进行常规的登山活动一样，每过一年，她的存活概率就在增加。这种安慰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你住在城市里，只喜欢鸡尾酒而不是钉鞋。但是这就是她被发配去的艰辛路程。

　　坚持了一年，她很疲惫，但是变得更强大，我们都充满希望，认为这只是一个低谷，很快会成为遥远的记忆。但我跟诸如鲍勃·盖恩比和其他一些研究癌症进化特性的人聊得越多，同样的问题在我脑海中就会出现得越频繁：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吗？大概，答案是肯定的，今天的肿瘤学家正在使用工具，他们将基于他们可得到的临床试验数据，以最正确的方式利用这些工具。

　　科学家和医生们在过去一个世纪所付出的集体努力将我们带到一种新水平：英国所有诊断出癌症的病人中，一半将存活至少10年。但是我开始相信，就我们怎样考虑癌症的起源、预防和治疗，如果我们要将半空的玻璃杯填满至杯沿，我们的思考方式需要彻底转变，从小型扩张主义克隆体最早的进化，到恶性的达尔文式怪物。

　　预防一定是我们的首要措施，而不是耗尽我们的资金积累。下一步就是早期诊断，目的是发现麻烦的克隆体，但是此时外科手术和最小治疗方案还可以治愈。这必须与化验方式的研发携手进行，从而将消极细胞和恶性细胞区分开来——只是找出每一处肿块和肿起而不去了解它们是否危险，是无用的策略。最后，对于滑出了健康之网的晚期癌症，我们需要更多有效的长期治疗方法。

　　我参加各种科学会议，整场整场地听完一个又一个讲座，一次又一次观看研究者陈述同样的内容：我们尝试了大剂量的这种药物，癌症复发了；我们尝试了大剂量的那种药物，癌症复发了；我们尝试了大剂量的新型疗法，然后……癌症复发了。他们图表上每个向下的箭头都代表着逝去的人类生命，跟踪着我们抗击耐药性遭遇的失败。

　　对于我来说很费解的是，有很多肿瘤学领域的人没有注意到同时发生在更为广阔的生态学和进化学世界的事情。也许待在原始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某种程度上有些势利，认为生态学家喜欢让靴子沾满泥浆，从他们那里学不到什么。但是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控制晚期癌症的秘密不仅仅在于对耐药性的估计，还在于积极地规划并管理耐药性。

　　人类是一种非常乐观的物种。我们想要相信，我们在尽己所能，施加影响，做总比不做好。但是化疗和靶向治疗对于高度侵略性、快速进化中的癌症来说，施加了剧烈的选择压力，可能让它们变得更糟。除非我们可以了解更多有效的方式来驯服已经在身体内扩散得很远很广的最危险的自私怪物，否则我们也许必须要接受——最好的治疗可能就是没有治疗。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对于时日不多的病人，相比于追求最后一击的“治愈式”治疗方式，如化疗或昂贵的靶向疗法，选择缓和的治疗方式使症状减轻、疼痛缓解，事实上可以让生存时间拉长，也可以让生活质量更高。一份2013年的研究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该研究由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丹那—法博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员作出，显示出大多数晚期癌症患者不理解密集的治疗不可能治愈癌症。无论治疗来自哪里——医生、制药工业、媒体、互联网，奇迹般治愈这种诱惑性的希望正在误导处于人生最脆弱阶段的人们。

　　这不是悲观，而是现实。

　　精准肿瘤学和最大耐受剂量的范式没能延长晚期癌症的长期进展生存期，而我们却急切地需要延长它。癌症的体细胞突变理论开始解体，因为我们明确了甚至是健康的组织到中年都是充满突变的一团乱麻。癌症镶嵌在进化的思维定式中，我们是时候想出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癌症了，应该把癌症看作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产生于身体内环境的改变。我们不应聚焦于突变和分子靶向的清单，而应该从模仿其他复杂自然系统如气候等的工作中获得灵感。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不能继续用魔弹来治疗癌症，就像我们不能用霰弹猎枪来阻止飓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