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宝林1936年生于武清县（今武清区），退休前在大港油田工作，喜爱文学、曲艺，更痴迷于藏书。半个多世纪的爱书人生，30多年的古书收藏经历，让他体会到了其中艰辛，品尝到了百般滋味，也被评为“天津十佳特色藏书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他的藏书中，最具特色的是《三字经》，包括原书、拆订本、复制复印本、影制本、外文本、少数民族文本等共数百种。他感慨道：“若不是当初把这些破得不能再破的书带回家，今天它们还在不在世上，真的很难说。”

　　与书有关的事情

　　都记得一清二楚

　　韩宝林记得，在自己四五岁的时候，爷爷背着他来到村边场院。那是磨坊旁的小屋，屋里坐满了人，有一个人在念小说。“大伙儿闲时都爱听书，但村里识字的人特别少。能念书，是了不起的本事。”在韩宝林幼小的心里，萌生出好好念书的想法。

　　他儿时念书的学堂，在村西大庙里。当时大庙的香火已不再旺盛，只剩下两个和尚。大概是村里公议，把三间西配殿的泥塑佛像请到别处，两间房里摆上桌凳，当成课堂，另一间是先生的办公室。先生只有一位，是本村的秀才，论起来，还是韩宝林的远房亲戚，30多岁，高高瘦瘦，白白净净，戴眼镜，人称“文秀二爷”，不但能教书，还会医病。

　　教书先生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根据学生的天赋确定学习内容。比如，一般天资的学生一天学两句，天资好的学生一天学四句、六句，差些的一天学一句，更差些的一天学半句或一两个字。韩宝林记得，自己有一位远房叔叔，太笨了，两三天才学会两个字，有时还记不住，先生常用板子打他手心。

　　学生在课堂念书的情景，让韩宝林记忆犹新。五六十个学生分坐在两侧，有的学《三字经》，有的学《百家姓》，有的学《弟子规》，同时学一本书的，进度也不一样。先生要求学生大声朗读，要一字一句地拉长声调，抑扬顿挫。学生们你念你的，我念我的，有高有低，时快时慢，竟谁也不影响谁。个个坐得笔直，人人摇头晃脑，上身左右摇摆，看了让人眼晕。

　　10岁时，韩宝林随父亲来到天津市区，正式上小学。学校附近有租小人书的书铺，他每天只吃半份早点，省下钱，留着看书、买书。后来他考入南开中学，常去学校图书馆借书。一晃几十年过去，很多往事他都记不清了，但唯独与书有关的事，再琐碎，也能记得一清二楚。

　　后来韩宝林到大港油田工作，经常到各地淘书，尤其偏爱线装古籍。几十年下来，他搜集到古籍200多部，堆满家中10平方米的斗室，那些古老的纸张里蕴藏着他的藏书人生。他说：“古籍善本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我甘愿做一个守护者，为后人留下精神财富。”

　　淘书过程无比喜悦

　　自己动手修复古籍

　　记得在1995年，一天早上，韩宝林来到沈阳道旧物市场。附近几条街道胡同摆满各式各样的旧货摊，市场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他逛了几个书摊，走到僻静的拐角处，见墙根下蹲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旁边戳着一个蛇皮袋子，鼓鼓囊囊的。韩宝林没太留意，但走出去不远，耳中听到叫卖声：“快来看看我的书啊，便宜喽，看看不要钱啊！”韩宝林转过身，重新打量那个人，问道：“你这袋子里全是书？怎么不摆出来卖？”那人操着乡下口音说：“人太多，俺怕被人抢走！”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来，韩宝林得知，卖书人不识字，前年翻修老房子，发现了这些书，为了能卖个好价，特意从乡下来到市里。他打开蛇皮袋子，随手掏出一摞书，大概十几本，递到韩宝林手里，又马上把袋口掩上。

　　韩宝林看中了其中几本，想讲价，谁知卖书的说不零卖。韩宝林打了退堂鼓，但最后还是禁不住古书的诱惑，花了600块钱，把那一蛇皮袋子书全买了回去。当时600块钱差不多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三个月的工资。

　　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拆包细看，韩宝林接到单位电话，匆匆忙忙地出差了。七八天后返回，想整理这袋子书，解开绳子，打开袋口，一群黄褐色的虫子飞了出来。韩宝林手忙脚乱，在妻子的帮助下，用敌敌畏喷了一遍，系上了袋口。

　　两天后，他在地上铺了几张报纸，把蛇皮袋子打开，虫子果然都死了。把书一本本拿出来，最后发现，有一大摞非常显眼，正是久闻其名的《正字通》，共12卷，40册，一本不少。更让人庆幸的是，这套书压在蛇皮袋子最底下，书页没有虫蛀的痕迹，只是边角有轻微的折皱，有两册书脊处有些残损，没伤到字。

　　很多淘来的古书，因年代久远而受损，或撕裂、或虫蛀、或粘连、或断裂、或发霉……总令韩宝林痛心不已。他淘到一部清代木刻本《三国演义》，共22册，其中大部分纸张都被鼠咬虫蛀了，还有五六册缺页少字。他按照“古籍修复技艺”里面提供的方法，单是调制专用糨糊，就花了五六天时间，“只有用这种自制的糨糊粘在残页上，粘接处才不会起皱，才能光滑如初。”然后，他选取比较适合的纸张，严格按照工序，拆书、补缺、敲书、喷湿、压平、补字、装订，一步一步地干。面对焦脆的纸页，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如有缺页，他就对照《三国演义》原文手抄补全。前后用了四个月的时间，终于修复了这套古书。

　　修复旧书是功夫，要有技术、有耐心，还得有爱心，韩宝林说：“修复旧书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医生不能看着病人承受病痛，而自己也不能对破损的书袖手旁观。倘若我们不善待古籍，它会转瞬即逝。”

　　收藏《三字经》

　　传承国学经典

　　在韩宝林收藏的古籍中，有一个系列——不同版本的《三字经》，可以说独具特色。他收藏《三字经》源自1993年。有一天，他去沈阳道旧物市场逛书摊，找到一本线装《三字经》。这本薄薄的旧书勾起了他的记忆：“我小时候在村里念学堂，念的就是这样的书啊！”

　　经年积累，他收藏的古籍《三字经》达到了200多种；从抗日战争时期到1976年出版的《三字经》有100多种；有关《三字经》的各类书影达300多种；从各种著作中收集到关于《三字经》的信息有300多种，他还据此编辑了一本《三字经知见录》。2013年，天津文庙博物馆举办《三字经》版本收藏展，展出了韩宝林的藏品。2022年，津沽记忆博物馆举办《三字经》珍本展示座谈会，韩宝林讲述了他的收藏故事。

　　2015年，韩宝林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以585元的价格竞拍到一册清初手抄线装本《清蒙汉三语相合三字经》。因年代久远，这册书的品相比较差，撕裂、缺损、孔洞、卷曲、折皱、粘连，可以说千疮百孔，几乎不能正常翻阅。这册书只有29页，韩宝林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修复，他说：“当一页页残缺的纸张补齐后，它又重新摆在了书架上，我心中充满自豪与快乐。”

　　他还收藏了《抗日三字经》。1937年，冯玉祥到达武汉，为宣传抗日，邀请老向（王向辰，原名王焕斗）创办抗日期刊，定名为《抗到底》。1938年第五期刊发了老向撰写的《抗日三字经》，起句为：“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末句为：“雪国耻，收失地，我同胞，宜勉力。”刊出后受到全国广大军民的欢迎，许多书局机构争相出版单行本。《抗日三字经》是《三字经》的衍生本，在抗战时期发挥过巨大的宣传作用，如冲锋号一般鼓舞了当时的中国人民。

　　韩宝林也一直在研究《三字经》。比如《三字经》的起源，他推测，《三字经》起源于《急就篇》（也称《急就章》，西汉史游撰字书）的可能性较大，但也没有定论。关于《三字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韩宝林认为：“在数百种《三字经》版本中，绝大多数均署名王应麟，而我所藏三册，却署名区适子。若要准确判定作者，应有确凿证据，一是原印书籍或原书手稿，二是历史明确记载。如果都不明确，那么这些说法也只能是推测。”

　　谈到收藏《三字经》的意义，韩宝林说：“我收藏《三字经》就是想弘扬、传承国学经典，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三字经》，爱上国学，由此更热爱我们的祖国，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到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