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是生发于中华大地的民族戏剧艺术；话剧，则是由西方引入我国的外来戏剧艺术。在中国戏剧历史上，天津有“中国话剧的摇篮”之称，这一美誉缘何而来？话剧作为艺术舶来品，它是否“仅供欣赏”？如今的津门校园戏剧，因何越发蓬勃？这要从著名的津门张氏兄弟──张伯苓、张彭春的故事中探寻答案。

　　天津最早建立话剧“剧本制”“导演制”

　　在天津，一家出了两位鼎鼎大名的教育家──哥哥张伯苓、弟弟张彭春，同时，他们也是中国话剧的先驱者。

　　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杨秀玲介绍，1906年，在天津西北角文昌宫西的严家花园内，张伯苓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告诫国人莫沾鸦片的新剧《箴膏起废》。1909年，他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揭露封建势力残害人才的《用非所学》，正式拉开了话剧在南开学校、在北方的序幕。南开新剧团成立后，张伯苓严格进行剧本建设，如《一元钱》，他数易其稿，又请严范孙等人评判；《一念差》则是他带着十余个剧团成员到农村体验生活后编写而成的。在剧本创作上，张伯苓一方面尊重现实生活，另一方面求精勿滥，可以说他在北方乃至全国话剧界最早建立了“剧本制”。

　　1916年，张彭春自美国学成归来，作为最早在外国学习戏剧的中国人，他给南开新剧团带来丰富的西方现代演剧经验和知识。张彭春于1916年创作的英汉剧本《醒》，引起中外文学家和戏剧家的关注，因为此前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话剧还没有被介绍到中国。《醒》比胡适发表于1919年、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的《终身大事》还要早3年。当年，参演该剧的周恩来惊呼：“欧美现代所时行之写实剧Realism将传布于吾校。”此言无异于向世人宣布，张彭春是第一个将西方戏剧理念和创作方法输入中国的人。同时，自张彭春开始，中国话剧才有了专业导演这一职业，他不但开创了“导演制”，而且对话剧表演也有深刻理解。张氏兄弟在“编、导、演”这三个中国戏剧发展关键环节上，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南开新剧倡导以戏育人

　　南开新剧团虽是业余团体，但艺术水准相当了得，造就了许多投身戏剧事业的专家学者，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曹禺。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刘佳表示，浓郁的戏剧氛围、张彭春的慧眼识才与悉心培养以及许多老师的甘当绿叶，这些都在曹禺的成才之路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能写出震惊剧坛的作品，与南开学校的滋养密不可分。

　　张伯苓曾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写道：“南开提倡新剧，早在宣统元年（1909年），最初目的，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由此可见，南开校园戏剧不单是作艺术研究，还是以戏育人的教育方式。

　　“张伯苓演出的《用非所学》警醒世人要抵制封建势力的侵蚀，这出戏也奠定了南开戏剧的主基调：戏剧活动不以实现商业利益为目的，而始终是育才救国的教育手段。长期以来，南开戏剧教育成效卓越，无数学生因参与戏剧活动而提升了团队意识、组织能力、演讲能力、翻译能力等多方面才能。南开戏剧孕育出专业戏剧家，也启蒙、培养、教育了许多走上各行各业道路的青年学子。”刘佳说。

　　津沽校园话剧遍地生花

　　不仅在大学，如今，津门中学校园的戏剧活动也日渐蓬勃。滨海新区塘沽紫云中学自2017年以来已排演了多部原创话剧，学生陈璨通过参演《代号·启明》第一次正式接触话剧，她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以为演话剧只需要背台词，后来才知道，还有演员走位、音效配合等很多事项，需要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协作和付出才能完成演出。此外，通过在话剧里演绎不同人物，让我学会换位思考，同时也扩充了自己的知识面。”校园戏剧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成长。

　　《代号·启明》讲述了多位革命先烈的故事。剧中英雄人物的年纪和饰演者的年龄相仿，这也引发了小演员们的深刻思考。陈璨说：“我们是同龄人，生在不同时代，都有各自理想。他们的理想是希望国家有更好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就是现在的我们。演出这部话剧，让我亲身走进那段历史，亲身感受祖辈的艰苦卓绝，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幸福而牺牲，这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百余年前，中国话剧在天津校园萌发；百余年后，南开话剧种子已在津沽校园遍地生花。正在我市举办的“天津银行·2023海河戏剧节”特别开设了“大学生戏剧节”板块，面向全市56所高校及部分中学征集优秀剧目，由南开大学创作的《爱国三问》《张伯苓》等学校作品已报送至戏剧节。新时代的青少年乘着戏剧的翅膀，在广阔天地奋力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