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各行各业都有相声演员。夏璟华在财政税务系统工作几十年，在领导和同事的支持下，业余时间坚持相声创作和表演，同时又把艺术结合到本职工作中，以文艺形式宣传了财税工作。临近花甲之年，他写就《半斤八两》一书，自费出版，呈现给亲朋挚友。书名来自他对人生的感悟：“在我心里有一杆秤，工作和相声，一个半斤，一个八两，缺了哪个也不行。”回忆半生，白全福、马志明、杨志刚、刘文步等相声名家对他帮助颇多，特别是马志明先生，特意为他的这本书题词祝贺：“八方有贺才花甲，两语三言尽笑谈。”

　　考入河北区文化馆

　　几位老先生无私传艺

　　我生在普通干部家庭，自幼迷上了相声。上小学时，每天放学一到家就打开收音机听相声，乐得前仰后合，心里有一种渴望：“如果我能站在台上表演相声，能让观众乐，那该多好！”上中学以后，我和同学搭档在学校联欢会上表演相声，照猫画虎，模仿广播中、剧场里相声前辈的表演，但也能把同学们逗乐了。我意识到这门艺术的奇妙与深奥，想干好这一行光靠自己努力不行，得投名师、访高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区文化馆都有各种艺术门类的团队。河北区文化馆相声队招生，我去报考，因为当时我比较胖，看上去适合捧哏角色，受到相声队队长吴云林和白龙若二位老师的青睐。录取后随队活动，排练、演出，队里安排俞鹏老师辅导我。

　　我在学校是文艺骨干，但真正登台表演，水平的确不够。相声队安排我给一位演员捧哏，他不满意，跟吴云林先生提出来要换人。我特别失落，吴先生看透了我的心思，肯定我“量活”的潜力，又对那个伙伴说：“两年后你找不着这样的搭档！”后来我开始和徐永刚搭档。

　　俞鹏先生可以说是我开蒙的师父，我俩成为忘年交，这是一种缘分，也是我的幸运。他跟相声名家朱相臣老先生学习多年，虽然没有拜师叩门，没有师承，但专业造诣颇深。他对我倾囊相授，让一个中学生对相声艺术有了感性乃至理性的认知。那时候很难买到正式出版的相声作品集，他把自己珍藏的《报菜名》《地理图》《八扇屏》等“贯口活”和《找堂会》《山东话》《学四省》等“倒口活”的手抄本毫无保留地拿给我们，把自己经常使、包袱非常响的相声《巧连俏皮话》传授给我们，为我们打下了基础。后来每逢“三节两寿”，我们都去探望俞先生，相处得像一家人。他去世后，每每回想起来，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感激之情无法言表。

　　虽然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一位相声老演员的评价差点儿让我离开相声队伍，他说：“璟华当不了相声演员，自身条件差，讲话尖团字不分，还‘吃字’。口齿不清是相声演员的大忌，观众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心里像是压了块大石头，难道就这样放弃吗？吴云林先生鼓励我：“曾有一位前辈相声艺术家也是尖团字不分，后来自己苦练，终于改掉了这个毛病。”我受到鼓舞，下决心笨鸟先飞，就一个字──练！每天早上起床，我就拿上一本书，到家门口公园大声朗读；听广播时，跟着播音员把内容重复一遍；走路时也会把沿街店铺的名字通读一遍。就这样坚持了两年，终于过了发音这一关。

　　跟随杨志刚先生学相声

　　荣获“马三立杯”二等奖

　　吴云林先生英年早逝，河北区文化馆相声队活动渐少，我和徐永刚、邳建新、牟玉春四位青年演员加入了红桥区文化馆相声队，也由此结识了杨志刚先生。当时他是文化馆文艺组组长、相声辅导老师，他与杨志光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高人一头的人》广为流传，堪称经典。

　　杨志刚先生对我们逐一辅导，一字一句耐心传授，调整我们的基本语言节奏，规范我们的舞台表演。1982年年底，俞鹏先生提议，白龙若先生撮合，我和徐永刚一同拜在杨志刚先生门下。师父对相声表演中的迟、急、顿、挫等技法的运用，各类节目的斤劲儿、火候、尺寸以及高低起伏、人物刻画的要领，捧哏逗哏之间的配合方式都有独到见解，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很多，三四年的时间，掌握了几十段传统和新编的相声段子。我对师父的感情有崇拜、有依恋，也有敬畏。在艺术上他要求非常严格，我们的表演稍有闪失和错误时，他就不留情面，狠狠地批评；在生活上他又非常慈祥，对我们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嘘寒问暖。

　　从河北区文化馆到红桥区文化馆，我一直和徐永刚搭档。我们俩都有一股豁得出去、不怕吃苦的劲头儿，经常排练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转天早上还要上班。师父为我们量身创作了《售货员与小摊贩》《喜乔迁》《说武术》等相声，多次在全市艺术活动中表演、获奖。多年后徐永刚去武汉发展，现在是武汉天乐相声社的班主。

　　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应急救场，我与公安战线的青年演员高吉林搭档参加“马三立杯”中国业余相声邀请赛，表演《足球场里的见闻》，荣获二等奖。我参演了系列相声《应该补拍的镜头》，在中国艺术节上荣获优秀剧目奖，并在天津市相声新作品大赛中荣获创作、表演特等奖。师父说我扮演的“编剧”角色十分到位，把这个人物演活了，惟妙惟肖。那段时期我收获颇丰，被评为天津市“十佳青年笑星”“十佳小品演员”，获得了“文艺新人奖”。

　　白全福先生人品有口皆碑

　　马志明先生指点《训徒》

　　相声名家白全福先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过去我家住在百货大楼附近，与白全福先生家仅隔了两条胡同，很早就认识，一直管白全福先生喊“白大爷”，管他老伴儿刘淑珍喊“刘娘”。拜杨志刚先生为师后，知道他是白全福先生的大徒弟，我也改口称白全福先生老两口“师爷”“师奶奶”。我常去师爷家里帮着干家务活儿，或者帮我师父转达一些消息，与师爷一家人相处十分融洽。

　　师爷是北京人，自幼随父学演滑稽二簧，后改习相声，早期曾与侯宝林先生合作，又与罗荣寿、郭全宝先生联手，在济南晨光茶社一炮走红，被观众戏称为“白罗郭”。他与常宝霆先生搭档三十多年，堪称典范。师爷能逗擅捧，捧哏艺术更是独树一帜，“捧得严、兜得紧、铺得稳、抖得狠”，形成了捧中有逗、以相助声、声相并茂、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

　　师爷的人品有口皆碑，行内凡是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前背后只要提到“白三爷”，都会挑大拇指，称赞他老人家是“大好人”“忠厚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很多人住进临建棚，做饭不方便。师爷每天中午都会熬一锅绿豆白米稀饭分给街坊四邻。直到今天，老邻居们坐在一起还总是回忆这段旧事，赞叹白全福先生宽厚待人的品德。

　　也许大家还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平路上的国营照相馆──中国照相馆、新联照相馆的橱窗内都摆放过白全福先生的大幅艺术照片，而且摆放了十几年。那是经过美工师着色的彩色照片，用现在的话说，师爷是这两家照相馆的“形象代言人”。每当我路过这两家照相馆，看到照片，对师爷的敬仰之情就会增添几分。

　　我经常陪着师爷去演出、录音、录像，他每一场演出都要做到好上加好，每一次录音录像都要尽善尽美，让我愈发崇拜。我也始终谨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老老实实做人，做堂堂正正的人，认认真真学艺，学扎扎实实的艺术。”

　　我还曾与已故相声名家刘文步先生合作，让我怀念至今。那是2007年夏天，哈哈笑艺术团团长宋勇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刘文步先生的搭档郑福山先生要到加拿大探亲两个月，提议让我临时担任捧哏。这个机会我求之不得，我每天上午到刘文步先生家对活，他给我说活，下午、晚上去茶馆演出。我们合作了《哭论》《老老年》《杂学唱》等三十多段节目，刘先生不保守，把每块活都讲得清清楚楚。他在台上潇洒自如、驾轻就熟的表演风格，台下与人为善、幽默风趣的处事之道，都让我受益匪浅。那是我艺术成长过程中进步最快的一个阶段。

　　马志明先生也给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和教诲。马先生很少给演员说活，但对我们几个是例外。有一次我和王跃、王淮表演《训徒》，马先生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这块活，经他指点，这个节目在相声大会上一炮打响，效果非常棒。他经常给我们讲相声圈的老人、老事，讲相声界的过往，分析哪段相声谁说得好，优点在哪里。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捅破窗户纸的一瞬间，我有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感觉，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口传心授”，感受到相声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