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网格本”）秉承“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者、一流的译本”的出版原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翻译、出版、介绍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大型丛书。因其朴素典雅的网格状封面，被读者冠以“网格本”的爱称。人文社重启“网格本”项目后，以“网罗经典、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版宗旨，新“网格本”系列共出版147种，172册，涉及二十余个国家的百余位作家。为了进一步推广经典阅读、解读文学佳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主办了大型文化网络直播活动──“文学与电影：说不尽的网格本”。

　　本场活动由陈鲁豫主持，邀请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导演、编剧、制片人贾樟柯，作家、编剧麦家，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四位重磅嘉宾，这也是他们的首次同台。主持人与四位嘉宾从晚七点到十一点，展开了四小时深度对谈。

　　以电影为切入点对世界名著进行解读，这样的大型直播活动还是第一次，对于主持人、嘉宾和广大读者都是一种新鲜的体验，它丰富并深化了“网格本”大IP的内涵与外延，为“网格本”带来了新鲜的活力。文学和电影，独立又共生。文学用文字触碰人性与灵魂，铺就大千世界，滋养影视；影视用银幕呈现百态社会，道出喧嚣与静默，反哺文学。这次活动从文学走向电影，又从电影回归永恒的文学，在文学与电影中寻找人生的答案。

　　戴锦华：文学因被阐释而伟大

　　2022年是戴锦华老师执教的第40年，也是她作为电影研究者、电影行业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的第40年。戴锦华老师认为越优秀的文学作品越难改编出优秀的电影作品：“比如《老人与海》，不是说它伟大的不可改编，而是它的特征，它的所有成就、所有迷人之处都在你的文字和想象之间相互左右，它是很难被视听化的。”她提出“文学经典本身就是国家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经典之所以变得伟大是因为在几百年当中它们被不断被阐释，而“二十世纪对于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成为我们重新阐释的方式……每个新的电影版本会叠在文学的原著上”。而作家和艺术家尤其是、而且必须是时代的“儿子”“女儿”，他们被时代诞生，同时被时代选中，来作为报信人，来作为言说者，来作为记录、批判的人。她在时隔十几年后重读被多次翻拍的《安娜·卡列宁娜》原著，发现托尔斯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的思想者，甚至影响了二十世纪亚洲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当陈鲁豫问及今天的我们如何阅读经典名著，她中肯说道：“我的建议，或者我一生受益的方式就是，不要把经典当经典读，读小说是一个快乐的、休闲的、享有收获的时间……不论它被赋予多么伟大的名声，你就以寻找快乐、寻找认同、寻找理解，或者逃进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扩大你的生命、扩大你的人生方式去读……作为一个当代人，作为一个未来的大时代的介入者，文学、艺术、电影是生命的馈赠，如果不去拿到它、接受它，是每一个生命的损失。这是在我的角度，我自己走到生命倒计时时候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真实的生命经验。这里不包含矫情，不包含傲慢，不包含偏见，只是我一生受益于此。”

　　贾樟柯：写剧本是“孤独的长跑”

　　作为国内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贾樟柯分享早期阅读经典名著的受益：“我的最近两部电影都是比较长的时间跨度、比较多的人物，怎么把那么长的时间结构起来，那么多的人穿插起来，某种程度上会受到过去那些大部头作品的影响……无论是乡愁还是复仇，从高中时候的阅读开始回过头来影响我。”

　　对于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贾樟柯认为：“我觉得文学非常重要，包括我们今天谈的经典外国文学，它的重要不在于我们直接把它作为改编的素材，由《悲惨世界》产生《悲惨世界》，由《红与黑》产生《红与黑》，不是这样的。文学思维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门类进入创作之前的一个思维方法……这种经典文学带给你的一种要求和视野，它会影响到你的电影思维、你的视听思维。包括我们对人性或者对社会、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新出现的问题的敏感度。”

　　在多年的导演生涯中，贾樟柯导演觉得虽然这是一项热闹的工作，但是写剧本则是“孤独的长跑”，写剧本的过程对他来说“有点像穿越，不痛苦，只是孤单……通过写剧本去跟一些理想中的人见面，去观察或者描述你理想状态中的，或者想象中的世界、想象中的人……”

　　麦家：阅读经典是个人拥有文学的捷径

　　麦家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是掀起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开山之作。当与陈鲁豫谈起作为读者走向文学的途径，他说：“因为有些人内心需要文学，有些人内心不需要文学，有各种各样的人，不要去苛求每个人。但如果你想接触文学，从经典开始阅读，一定意义上说‘网格本’是经典的代名词，你如果真希望生活当中拥有文学，让文学陪伴你，从阅读经典开始是一个捷径，比较保险的一个措施。”

　　而对于“网格本”，他特别感谢将这些经典译介到国内的初代翻译大家们：“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进入狂欢，这种狂欢来自外国文学的涌入，可能我们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学的精神，对文学的真正需要的那种语言、叙述的艺术都来自这些网格本，这些外国文学。所以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心里最尊敬的地位是给了这些翻译家。我也写过不少向这些翻译家致敬的文章，他们不但把我引向文学，同时也让我知道怎么去尊敬一个人，他们值得我尊敬。”

　　董强：经典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时代

　　董强老师曾旅居法国十二年，师从米兰·昆德拉研究小说，翻译了大量艺术史著作和法国现当代诗歌。他不仅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同时也是资深电影爱好者，对于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他认为：“电影跟小说肯定有竞争，但是最终我认为是姐妹一样，两者之间可以互补。小说改编成电影以后像插上翅膀一样，它给我们带来很多衍生的东西，进入一个新的想象空间，这个想象空间给我们带来的满足度或者丰富程度是不亚于小说本身带来的满足度和想象力的丰富性。”

　　董强谈到经典文学之所以被不断翻拍的原因：“塞万提斯自从创造了堂吉诃德这个形象以后，这个人作为虚构人就存在了，你怎么改编，总脱不了这个原型，这是很了不起的，文学为什么能达到那么高的地位？我们手中拿到的每一部作品，它是真正扎根于当时的时代，任何改编后来都是用一种现代的东西试图还原那个东西，而网格本里面经典的作品就是长出来的，就像古董一样，它本身就是这个时代。”

　　直播的最后，四位嘉宾和主持人在现场分别朗读了来自“网格本”《安娜·卡列宁娜》《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傲慢与偏见》中的精彩选段，与观众一起直观感受文学经典的力度与魅力。

　　文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而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当文学经典被搬上大银幕，两种古老与新兴的艺术就被奇妙地联结在一起，经典为电影铺就了文学的底色，声光电则为经典注入了新颖的活力。文学与电影，永远是让人兴味盎然的话题。从文学到电影，艺术的呈现日新月异，但它们对社会的再现与反思、对人性的体察与拷问是永恒不变的。希望我们永远能够从那些经典作品中获得理解，找到归属，重拾对生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