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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9月0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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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滨海模式”:离岸贸易新答案(图)
本报记者 袁诚 张兆瑞
中垦国邦车间。

  离岸贸易“滨海模式”是一种在自贸框架下,“外汇管理部门+属地行政主管部门+商业银行+离岸贸易实施企业”四方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开展新型离岸贸易的模式。目前,这一模式正不断扩面,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中受益。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大,当企业发现海外采购的大豆明显过剩时,除了冒着亏损风险按期进口,是否还有其他选择?

  正本提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来回邮寄,只为“看了原件才放心”,但受船期、疫情等因素影响,“货已经到港,正本单据还在路上”的尴尬时有发生,货主万分着急,这样的堵点是否有解?

  终端客户所在地和天津公司的德国总部“近在咫尺”,但产品需要“绕一大圈儿”才能送达,先从德国进口到天津,再从天津发到国内的成套装备制造工厂,最后由国内的成套装备制造工厂出口到德国终端客户所在地,这种“绕圈儿”的尴尬能否打破?

  随着经营日趋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遇到了离岸贸易的难题。这种货物、运输在海外,跨境结算业务在国内银行实现的新型离岸贸易,因货物并未入境,没有海关报关单等往常核验交易真实性的数据材料,银行审核进度慢甚至“不敢做、不给办”,由此也形成了企业全球经营的“肠梗阻”。“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是基层政府,了解企业需求,不能坐视不管。”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机场片区工作局局长何江说,“离岸贸易业务最大的堵点在于银行有风险顾虑,不敢做,所以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推出了离岸贸易‘滨海模式’。”

  据了解,“滨海模式”是一种在自贸框架下,“外汇管理部门+属地行政主管部门+商业银行+离岸贸易实施企业”四方合力,支持实体经济开展新型离岸贸易的模式。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向前迈出“一小步”,为优秀企业背书,进一步增强商业银行开展新型离岸贸易的信心。继今年5月高利尔(天津)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利尔天津公司”)完成新模式下的首单离岸贸易业务后,更多的企业和银行加入进来,“滨海模式”不断扩面。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天津放眼全球,深度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在全球市场乘风破浪。

  抗波动 保安全

  每年,一艘艘载着大豆的船只从海外驶向天津港。这些大豆有不少是中垦国邦(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垦国邦”)采购的。作为一家以进口大豆为原料的大型生产加工型企业,中垦国邦每月基本上有60多万吨大豆到港,每年进口大豆750万吨至800万吨,约占全国大豆进口量的7%。但由于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波动非常频繁和剧烈,市场形势多变,企业经营风险较高。

  “我们常年连续采购和生产,但市场行情变化很快,有时采购的大豆拉回来压榨是亏钱的,但转卖出去反而赚钱。”中垦国邦运营部总经理刘悦书告诉记者,近些年,国内压榨行业市场需求较为低迷,公司对大豆转卖的需求很早就有,但以前“很难走通”,直到“滨海模式”的出现,路径才变得清晰可行。

  最近,中信银行天津分行在征求相关外汇管理部门意见后,给中垦国邦提供了离岸转手买卖的具体操作指引。“参照操作指引,我们正在筹备离岸转手买卖,业务将在近期落地。”她说,“滨海模式”为进口企业提供了在必要情况下,将过剩原料转向国际市场的可能性,是一种新的避险选择和变现渠道。

  总体上看,我国大豆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每年进口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国际大豆价格水平。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云多变,大豆采购、运输过程中出现供需失衡是常有的事情。“每个工厂的仓库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你买多了,但压榨后的产品出货速度不如预期或销售很慢,那仓库就会被挤满。部分企业状况严重的时候,船上的大豆根本卸不下来,只能直接把船当仓库用。”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为了加速周转,企业只能降价抛售终端产品,让生产滚动起来,但企业利益受损。如果发现采购的大豆明显过剩,最好的方式是想办法赶在大豆装船发货前及时转卖出去,而非硬着头皮继续进口。

  如今,依托离岸贸易“滨海模式”的探索,中垦国邦全球经营有了新的避险工具,可以动态调整海外采购的规模。刘悦书称,将过剩原料转向国际市场不仅企业发展受益,也有助于动态调节全国进口规模,避免不必要的抬高国际价格和破坏国内供需平衡;长远看也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地位和话语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是双向交汇循环的,不能让企业‘光吞不吐’,仅进口却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转手,那样企业太被动了。”何江说,依托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创新,“滨海模式”打通了诸多业务堵点,也让企业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参与程度更深,话语权不断增加。

  破瓶颈 通全球

  “这项政策太好了!”谈及“滨海模式”,SEW-传动设备(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EW公司”)总经理助理程佳如此感叹。SEW公司今年6月完成了一单以海外承包工程为背景的新型离岸贸易收付汇业务。正是利用“滨海模式”,SEW公司的产品不用经国内入境再出口的操作,免去“绕一大圈儿”的繁琐,产品直接从德国总部发给了“近在咫尺”的终端客户。原本可能需要两三个月的货运时间,最终缩短到1周。

  “‘滨海模式’是企业急需的政策。因全球芯片短缺造成发货期的延迟,如果仍按照原流程从德国进口到国内,再经国内成套装备制造的客户出口到德国终端客户现场,从时间上将无法满足合同约定的交货期,进而影响整体项目进展。”据程佳介绍,新型离岸贸易方式大大缩短了货物的运输时间,同时也节省了国际运费、进口环节费用。“我们目前正在洽谈一个美国项目,准备通过该模式开展业务,如果洽谈成功,总金额大约100万欧元。”程佳说。

  不只是SEW公司,很多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都会用到“滨海模式”。通过打通全球经营的堵点,企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业务量随之增加。比如,今年5月试水首单业务的高利尔天津公司,最近有一批货值大约4万美元的单向排气阀产品由意大利热那亚港运抵马来西亚巴生港,便会再次用到新型离岸贸易模式。

  “亚洲市场由天津公司负责,但部分亚洲客户仍会向意大利总部订购产品,并直接发往客户所在地,资金结算由天津公司负责,这就形成了离岸贸易。”高利尔天津公司海外市场区域销售经理王博文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离岸贸易的资金跨境结算效率始终是个问题,银行为保证贸易真实性,须在全套正本海运提单上签注收付汇金额、日期并加盖业务印章,才能安排转寄单据给客户。但问题在于,海外客户也需要正本海运提单才能在港口提货,“有时甚至出现,货物已经到港,但海运提单还未寄到的情况,这不仅会产生滞港费用,也降低了物流效率。”

  “滨海模式”正是在破解传统离岸贸易跨境结算的“瓶颈”中诞生的。基于该模式,银行不再要求高利尔天津公司提供纸质海运正本提单才能转寄单据,客户在目的港口凭电放提单复印件就能提货,避免了以往“货物已经到港,正本单据还在路上”的情形出现。

  “我们往年离岸贸易总量有1500万元至2000万元,随着新政利好,来年这一数值可能会增加50%。”王博文告诉记者,此前由于资金跨境结算效率的问题,高利尔天津公司无法为下游客户提供延期付款服务,但新政带来了跨境资金结算效率的提升,“现在我们可以为下游客户提供合理的账期时间,这极大缓解了下游企业的资金压力,有助于增加我们与客户之间的黏性,对巩固产业链、供应链帮助巨大,我们对未来发展信心更足了。”

  数字化 赢未来

  近年来,离岸贸易成为国家明确支持的新型国际贸易方式,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与上海“白名单”模式、苏州“制定业态”模式不同,“滨海模式”起源于解决企业的具体问题,初期来看是一企一策,但示范效应很大,许多有相关需求的企业和银行主动响应。

  经过3个月的实践探索,目前“滨海模式”已形成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的三种业务模式。即以高利尔天津公司为代表的基于实体经济创新发展需要的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模式;以SEW公司为代表的海外承包工程为背景的新型离岸贸易业务模式;以中垦国邦为代表的大宗商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模式。

  “离岸贸易是随着跨国公司业务发展演化而来的一种新型贸易模式,‘滨海模式’的探索显现出天津自贸试验区对实现贸易自由化、金融便利化的大胆尝试,是一个小切口、大效果的较好选择。”南开大学中国自贸试验区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栋表示,在走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贸易与金融更加自由化要服务于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经营,逐步做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这就需要政府、外汇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在判定业务流程真实可信的前提下,给企业的离岸贸易开绿灯,建平台,为企业经营的全球化创造条件。

  眼下,“滨海模式”正在逐步扩面、推广。何江又开始忙碌了,他一边忙着走访企业,宣讲政策,收集企业需求;一边在探索把更多的金融科技手段应用于离岸贸易结算中来,并筹划适时组建离岸贸易联盟。“未来这一模式还将不断扩容、进化,从‘手动版’的1.0阶段向数字化的2.0版本升级,逐步搭建数字化离岸贸易综合服务平台,吸引更多规模大、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到自贸试验区布局开展离岸贸易。”何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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