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慨叹命运多舛的《冀中一日》。它是在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的倡议下，比照高尔基主编的《世界一日》和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在冀中展开的十万军民参与的“一日体”写作运动的丰硕成果。正如程子华同志所说的，这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面有组织的首次集体创作，是大众化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是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进军的一面胜利的战旗……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冀中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刻画了冀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欣欣向荣的光明面，揭穿了敌伪罪恶无耻的黑暗面。这部著作是用脑和手的劳动写成的，也是用血和肉创造的……然而，在抗战中孕育产生的这“冀中一日”却格外漫长，它经历了失而复得的特别历程。

　　“冀中一日”，选择的是1941年5月27日这平凡的一天。冀中抗日军民纷纷执笔记录下这平凡一天的抗日斗争生活，这次写作运动经过宣传、组织而使得妇孺皆知，据编辑之一孙犁的文字回忆，他的母亲也参加了这场运动。

　　当时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都是袋装车载，堆积如山，冀中地区各部门抽调了40多位宣传文教干部选稿，再交编委会主任王林和李英儒、陈乔、孙犁等人编辑，这年10月，《冀中一日》初印本油印出版，分为《罪与仇》《铁的子弟兵》《独立、自由、幸福》《战斗的人民》四辑。

　　初印本仅为200部，本拟广泛征求意见后，再定稿正式出版，编委会根据反馈，进行了补选和校正，然而尚未交付印刷，日军即开始了1942年“五一大扫荡”。在反“扫荡”初期，书稿在王林的背包里跟随着他打游击，他唯恐其与自己“同归于尽”，因而写下校正和补选过程以及对它今后处理的希望，“坚壁”在堡垒户家的夹壁墙里，后来，那夹壁墙被敌伪捣开洗劫一空，书稿也被付之一炬。

　　其他《冀中一日》的初印本，也曾被“坚壁”保存，但命运雷同，大多在日寇的烧杀抢掠中不知踪影。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文联曾登报征集，并于1951年率先找到第二辑，1958年王林又在资料中找到第一辑。前两辑的陆续找到，促成了这部书的第一次铅印初版。

　　我存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7月出版的《冀中一日》。也许年轻的读者要问，冀中的抗战文艺作品，为什么由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始建于1958年，《冀中一日》是其建社之后的第一部重点图书。因为在这年4月，天津重新成为河北省省会，这部书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也就顺理成章了。当年王林手中找到第一辑，应该就是出版的动因。

　　为了将《冀中一日》出全，1959年，河北省文联和天津市文联发出了征集第三、四辑的启事，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也到冀中的安平、饶阳等地寻找，当年秋天，河间县文化馆的沈英同志从一位老教师手中找到了第四辑《战斗的人民》。

　　这时第三辑尚未找到。但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960年5月，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收到来自河北省定县一个农村供销社署名周岐的信件，原来他在新华书店看到新出版的《冀中一日》后，在出版说明里看到编辑部正在寻找第三、四辑，而他手中有全部四辑。获此佳讯，望穿秋水的出版社编辑欣喜异常。

　　收到周岐寄来的书之后，发现其全部完好无损、平整如新，纸香墨香犹在。在抗日的艰苦环境中，那些麦秸纸油印的书，居然保存数年仍完好，这是多么难得啊！周岐曾在一家报社工作，当年被抽调《冀中一日》编委会印刷股担任印刷整理工作，他因此保留了一份初印本当作纪念，并保存下来。他曾撰文《我是怎样保藏〈冀中一日〉的》，说此书历经七八次风险，被他从屋里到院里、从村里到村外地转移，并且遭到敌伪的威胁，但他毫不畏惧，又将其放在野场的土墙里，用最干的麦秸草和防潮的东西捂盖严实，每一两个月要去通风一次。抗战胜利后，常常晾晒，买了防虫药品，将其锁在柜子里保存。

　　直到1963年2月，《冀中一日》的下集才得以出版，从1941年算起的话，已历22个寒暑。无数人的接力，才有了这样好的结果。

　　那些短小精悍、热情洋溢，文字洗练而笔调风趣，具有浓郁的生活和战斗气息的文章极具感染力。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们可能分量不足，缺乏准备，又因战争之故，失去流传的最佳时机。创作者几无名家，作品也不精致，但它的群众基础深厚，因而使得这项写作运动影响深远。在它的初印本出版后，为辅导基层作者写作，孙犁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文艺学习》，这本书成为大众学习写作的普及教材。王林有一篇《回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文章，他在其中说，《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在文艺与群众相结合上，它的影响比它的直接目的大得多、远得多，新中国成立后，冀中土生土长的作家陆续出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和更多的短篇小说，不能说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影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