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那年春节，表哥带着新婚妻子来拜年。院子里还留着昨夜鞭炮的碎屑，红得晃眼。父亲把我从身后拉到身前，说：“这是我家幺儿，快叫哥哥和嫂子。”我攥紧衣角，羞得不敢抬头。

　　表哥一身草绿色军装，肩章在晨光里闪着微光。他迈步走过来，弯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裹着透明糖纸的水果糖，塞进我手里，说：“弟弟，好好读书。”糖果给了我胆子，我活泼起来。伙伴们围拢过来，目光黏在表哥的口袋上。表哥笑着每人又分了一把，还用宽厚的手掌挨个摩挲他们的头顶。我们攥着糖疯跑到院坝角落，蹲在青石板上猜拳，把糖果重新分配，甜丝丝的味道混着笑声，飘得很远。

　　父亲和表哥聊天儿，总绕不开部队的事，尤其关心他的转业——表嫂在地方企业上班，新婚夫妻不能总过牛郎织女的日子。“转业”“军衔”“军令”……这些词于我全然陌生。表哥走后，我拽父亲的衣角：“我想当兵，因为当兵有好多水果糖。”父亲笑着解释：“糖是你表哥结婚时托人买的，不是部队发的。”

　　10岁那年夏天，雨水多得像从天上倒下来。邻居张大哥要去南方做生意，把宝贝留声机寄放在我家。黑色铁家伙带着铜喇叭，张大哥教我：放黑胶唱盘，摇把手上弦，再把唱针落在纹路里，咿咿呀呀的歌声就飘出来了。这新鲜玩意儿像块磁石，把附近院子的人都吸引过来。平时冷清的堂屋门庭若市，大人们围着听戏，孩子们挤着看热闹。母亲天天嘟囔，瓜子花生壳在堂屋地上被踩得一片狼藉。

　　一天清早，我想趁伙伴们没醒，用留声机放《东方红》叫醒他们，可机器怎么也不响。我和爸爸正急得团团转，院外传来喊声：“表叔，听说留声机坏了？我来看看。”来的是美大哥，在云南边陲当兵，正好探亲回家。他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三两下拆开机器说：“电池过期了。”原来他在部队跟着机械班学了修理。换上新电池，留声机重新欢唱。我望着他的背影暗下决心，等我18岁，也要去部队学一身本领。

　　为了中考，我暂别小伙伴，在煤油灯下埋头苦读，像驾着孤舟在书海里前行。动力源自父亲的话：表姐夫在部队汽车班学会了开车，复员后被县政府司机班录用，成了村里第一个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的人。父亲吧嗒着旱烟说：“那小子在雪山开车时，轮胎链磨得冒火星，睫毛上都结着冰碴子。”父辈们提起这事总满眼羡慕。原来部队里还能学开车！我更想当兵了，想握着方向盘驰骋在大江南北，看看表哥说的雪山，看看美大哥守的边境。

　　终于到了18岁，我的鼻梁上架起了笨重的眼镜。路过镇武装部时，我鼓起勇气走进去。部长热情地倒了杯热水，让我看视力表。我连最上面一行都看不清，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想法好，但视力不达标，恐怕当不了兵了。”我灰溜溜地回家，懊恼不已——以前只顾埋头读书，在煤油灯下看太久才近视的。要是早知道当兵对视力有要求，我肯定会注意保护眼睛的。

　　我终究没能穿上军装，但军人的模样早已刻进心里。表哥的军装、美大哥修机器的样子、表姐夫开车的背影，总在脑海里浮现。我知道，军人不只是有糖果、学本领那么简单，敢于牺牲、无私奉献是他们的誓言，赴汤蹈火、保家卫国是他们的使命。

　　如今，每次碰到穿军装的人，我都会多看几眼。他们的身影，在我心里永远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