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于2025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的修订，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回望历史，有一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对文物保护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书籍，这就是《全国建筑文物简目》。
《全国建筑文物简目》的编纂，源于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的紧迫任务。面对即将可能到来的战斗，如何保护北平这座历史名城中的众多建筑文物，成为党中央和各界有识之士认真考虑的问题。一生致力于保护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的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在二战期间曾有过为国民政府及盟军编制敌占区文物建筑名单的经验。1945年编制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也对后来《全国建筑文物简目》在成书体例和保护项目选定上起到了参考作用。受党中央委托，梁思成的挚友、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张奚若带领解放军干部拜访梁思成，请他在地图上标注北平重要古建文物的位置，以防在战争中遭受炮火毁灭。梁思成欣然允诺并严谨圈画完成“北平重点文物图”。此后不久，为在解放战争中保护祖国各地的文化遗产，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带领下，中国建筑研究所的同仁们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又应约完成了“简目”编写工作。
据了解，“简目”有三个版本，首版即1949年3月的刻印本。此版“简目”全称为《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书名在封面上方，为横排空心字，字间有方框相隔。相较于后版，书名多出“重要”二字。第二版为1949年6月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印行，出版信息置于书籍内页并用线条框起。第三版改由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于1950年5月印行，与前版相比，在文首增添了“重印说明”，特意强调“普遍发给全国各级政府，使其知道各该管境内有些什么古文物及古建筑，以便加意保护”，并针对划省分县、省县名称的变化梳理后附对照表。后版封面改为竖排汉隶体字，与书名交叠的装饰有汉乐舞画像石刻图案，横向延伸至封底，凸显古朴典雅风格。
该书编者标注为“国立清华大学 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合设建筑研究所”。作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于1929年由朱启钤创办于北平。学社运用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研究，对当时的大量古建进行测绘并搜集一手资料。抗战时期学社曾迁往四川宜宾李庄，抗战胜利后学社参与创建清华大学营建系，合办中国建筑研究所，梁思成任系主任和所长。梁思成的学生、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的罗哲文，参与了书籍编写并负责刻写钢板和油印装订，他曾在文章中回忆编书时查阅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和有关出版物，以及尚未发表过的调查材料。而各地营造学社还未及调查过的项目，要从中外书刊中查阅、搜集，全书力求做到简明、清晰、准确。
“简目”涵盖465处建筑文物，分省（市）县两级编排，一级为二十个省和两市，两市即北平市（第三版改为北京市）和南京市，省内项目通过二级分县列明，便于读者按地域查找。这些建筑文物包括佛寺、道观、陵墓、桥梁、宫殿等多种类型，每处项目名称后加注详细地点、文物性质、建筑（重修）年代、特殊意义价值，以全面描述建筑文物情况。在此基础上，还通过圈数标注了文物的重要性等级。通常重要者无圈，随圈数增加重要性递增，至四圈为最重要者。凡带有“※”符号项目，代表中国营造学社曾实地考察过，确保信息的可靠性。一些地区项目的实地调查比例很高，如北平28处（共33处）、河南62处（共69处）、四川58处（共64处），在战争频发、交通落后的时代，足以证明中国营造学社多年的调查功绩。书的附录为《古建筑保养须知》，介绍了关于古建筑保养的详细方法和建议。文中不仅提到拔草排水、防火通风、防止鸟害等常规事项，还列举了整理游览茶座、注重厕所卫生等今人称其为“提升文旅体验度”的前瞻性内容，不仅体现当时学者们的专业素养和对文物保护的深刻认识，更为后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简目”成为中央及各省市确定各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范例和参考。由于编写历史背景，书中并未涉及当时天津的建筑文物条目，1956年的“天津市第一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名单”（包括文庙、清真寺、天后宫、玉皇阁）中未能有所借鉴。但以当今的行政区划来看，书中所列蓟县（今蓟州区）独乐寺观音阁、独乐寺山门、观音寺白塔和宝坻广济寺（西大寺）三大士殿共四处为天津境内项目。梁思成对这些项目关注有加，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称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独乐寺这座千年名刹成为举世闻名的古建瑰宝。至于宝坻广济寺，梁思成也曾悉心考察并撰写《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虽然广济寺没有被完全保存下来，但在2005年时按照梁思成当年测绘的图纸精心设计，得以原地复建，并于2007年对外开放，成为颇具规模的仿古建筑群。
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统计全国重要古建筑目录的专书，《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虽言简意赅却内涵丰富，以其权威性、专业性和及时性闻名于世。它不仅见证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起步，更在解放战争硝烟中，为保护建筑文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和学界有识之士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保护意识，推动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化和法治化进程，并为当今和未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