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周刊》应该永远是一处苗圃。”这句话是孙犁1983年4月在“文艺周刊”即将出刊1000期之际说的，当时他应约写了《我和〈文艺周刊〉》，总结自己与这份副刊的“历史”和“缘分”，提出了办刊希望——着实是语重心长的。他的意思是，应该多发“新作者”的作品，而一旦这个“新作者”成长起来，“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如同苗圃中的树苗一样，可以被移植走了。从这个命题提出的时间看（孙犁70岁），孙犁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并非忽然想到，实际有一种“定位”的意味，因此这个关键词相当重要，甚至将其视为孙犁办刊的核心宗旨也是可以的。

　　这块苗圃，是孙犁等老一辈编辑家开荒、建设起来的，可谓“白手起家”。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孙犁16日进城，17日《天津日报》创刊，当时孙犁任副刊科副科长。3月24日，“文艺周刊”正式出刊，副刊有了自己的“名号”。“文艺周刊”的特征在创刊号就有明显表现：军管会分管文艺工作的陈荒煤在《天津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中，高屋建瓴，号召关注“新文艺进城后的进一步发展与创造的问题”；诗人鲁藜在《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女》中，抒发了用“劳动的双手”来“创造新时代”的高亢、灼热的激情；署名何恩荣的散文《我回到自己的工厂》，以一个织布工人的口吻，说“天津解放了！我又回到了工厂，我再也不是‘臭织布的’”，“共产党把你救活了！现在你根深叶绿，开了花”，“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高兴得不行”。当然几篇文章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作为隐喻，还是可以看到“文艺周刊”与时代同频律动的姿态，以及“立足天津、放眼全国”的视野。

　　上述特征，可能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中不算突出的，因为这是一种“时代潮流”，但让苗圃更具独特气质的，是孙犁的写作实践。孙犁在“文艺周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总题为《农村速写》的三篇散文，主要是赞美农村的新景观和新人。其中，《“帅府”巡礼》写了一个有“各节”（方言，干净、利落之意）美誉的农民赵老帅，孙犁形容他“爱好干净，简直成了一种癖性”时，打比方说，他“刷洗的小牛好像刚出阁的少妇”。写这家的儿媳照看孩子时，孙犁的比方是，“孩子在她手里旋转，像一滴晶莹的露珠，旋转在丰鲜的花朵里”。这就是“孙犁式”美学了，因为孙犁在“适合”潮流的叙述中，总是可以发现一些更为个人化的、出人意料的比喻，它如同催化剂，使小说乃至“文艺周刊”的气质瞬间“出戏”，与众不同了。

　　二

　　作为苗圃，“文艺周刊”培养了一大批工人作家，这是天津文学的“独一份”。“文艺周刊”创刊伊始，就把文学与工人联系到了一起——以前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毕竟工人的本职是做工而不是写文章，而且，连操作方式都带有战争年代的印记。老作家周骥良回忆：“文艺周刊”创刊会上，郭小川“穿着灰布军装，腰挂盒子枪，一副战斗诗人的特色，在发言中提出了不仅在天津，就是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响亮的号召‘把工人业余作者扶持起来’，‘把工人文学创作活跃起来’”。

　　这样的背景下，“文艺周刊”积极向工人倾斜，1950年8、9月间，多次发布《征求工厂墙报文艺作品》的“稿约”，有意识刊发一线工人的作品。当时天津工人的写作水平以现在的标准看并不高，但因为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工人写自己”，可谓轰轰烈烈，恰与当时的时代氛围匹配。1950年3月10日，“文艺周刊”发表了大吕的《于师傅这二年》和董廼相的《我的老婆》，还配上了“编后记”，对作品进行了介绍和点评。接着，在下一期的“文艺往来”中，发表了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周刊从这一期起，又开辟了一条光辉灿烂的新道路”。显然，这是带有一定“操作”意识的行为，极大程度表明了“文艺周刊”支持工人作家的决心。这批作品受到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关注，在《关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人民文学》1950年第2卷第1期）中提到《我的老婆》《于师傅这二年》。董廼相来自天津北站，大吕来自中纺二厂，都是一线工作业余写作的工人。当时“文艺周刊”还成立工人文艺小组，每周日到报社活动，进行研讨与交流，很快涌现出一批工人作家：阿凤、大吕、滕鸿涛、董廼相、史林碧、何苦……并由此形成了传统。当代文学史上天津工人文学能有一席之地，与“文艺周刊”的引领和支持密不可分。

　　孙犁出生于农村，对城市工人的生活并不熟悉，但他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第二天，孙犁就发表了《谈工厂文艺》，提出“在天津，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工人群众不仅成为文学书写的重点对象，也要成为副刊作者的主力军”。孙犁经常参加工人写作小组的活动，从技术上对这些业余作家“手把手”传授经验，这一时期撰写了大量指导性的文章，如《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论切实》《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论情节》《论风格》，都发表在“文艺周刊”上，这种具体的、带有孙犁印记的指导，对工人作家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天津工人作家中的佼佼者万国儒，同样是在“文艺周刊”起步，孙犁给予了一以贯之的支持。他在万国儒《欢乐的离别》序言中说，“万国儒的小说，较之其他一些工人作者的作品，是多情趣的，涉及的生活，也比较广泛”。

　　三

　　“荷花淀派”是“文艺周刊”这方苗圃中培育、成长起来的，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迹”之一，因为依靠一个副刊的力量，形成有一定影响的流派，在当代的语境中是极其罕见也可以说绝无仅有的。其中，孙犁作品的风格和人格魅力是主要因素。孙犁的风格在革命文学中，是非常个人化的，这并不是说孙犁不“贴近”革命叙事，而是说他找到了“触摸”革命的另一种角度，也就是通常被指认的“诗意”——这在革命叙述中，是非常稀缺的——尽管孙犁本人并不是刻意为之，甚至还抵触评论者用“诗意”来概括自己。但毫无疑问，这种也许在今天看来也并非特别纯粹，却是特别文学的内核，在当时是很吸引人的。

　　孙犁既有自己独特风格，又在“文艺周刊”工作，就有意无意地影响、支持了一些青年作家从这块苗圃起步，走上了文坛。1951年，15岁的刘绍棠在“文艺周刊”发表了《完秋》《暑伏》等作品。刘绍棠后来回忆说，“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强烈的美感，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提高了我审美观点，觉得文学里的美很重要”。不只刘绍棠，一批年轻作家如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在文学的道路上，都受到过“文艺周刊”和孙犁的帮助，他们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作品，在1953年结集为《运河滩上》，组团“出道”，非常壮观。这种状况，正是孙犁“文艺周刊”应该是苗圃的例证，因为苗圃固然不拒绝名人作品，但更多是希望贴近青年和业余作者，希望从中能够发现好的“苗子”。因此，青年作家是孙犁在很早就确定的“文艺周刊”关注的作家群体。冉淮舟在中学时就受到孙犁作品的感染，“他的诗一样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他主编的‘文艺周刊’，我也是每期必读，那上面经常发表孙犁同志的作品和他指导青年写作的文章”。如果不是1956年孙犁生病及其后的变故，这个青年苗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是难以估量的。新时期以来，孙犁对青年写作的关心一以贯之。1981年4月30日“文艺周刊”发表了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孙犁立即写了一篇评论《读一篇散文》，赞扬其“短小”“不摆架子”。孙犁在评论铁凝的《哦，香雪》的时候，直接说“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这对贾平凹、铁凝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

　　就此来看，孙犁和“文艺周刊”影响了至少两代年轻作家，他们都是因为对孙犁写作风格的喜爱、模仿而走上创作道路的，这是文学史事实。因此，谈“荷花淀派”的时候，应该以此事实为依据。我虽然曾撰文支持“‘荷花淀派’是存在的”这个观点，但更多是从美学原则的传承角度说的，因此，如果有人从语境、概念理解和孙犁个性等方面否认，我也不反驳。不过，我认为，应该跳出“‘荷花淀派’有无”的思维，或者说，从影响的角度看，即便不存在“荷花淀派”，但其中的脉络却是很清晰的，如果拿到当代文学史中，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这个“问题”的价值是远大于“概念”辨析的。

　　四

　　“寻根文学”的潮流中，“津味”小说作家群登场，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林希的《蛐蛐四爷》《相士无非子》、张仲的《龙嘴大铜壶》等以津腔发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坛竖起“津派”旗帜，呼应了地域文化的建构。同时，也形成了独属于天津的“写什么”（题材）、“怎么写”（语言）的“场域”。于是，围绕“津味”做文章就成了新的课题。由此开始，“文艺周刊”介入和引领“津味”写作，联手奉献出了对天津这座城市和文化的理解。

　　“文艺周刊”1986年5月8日发表了张仲的《古董张》，6月26日，又发表了冯骥才的评论《当前的文化小说——从〈古董张〉说开去》，开启了关注“津味”的序幕。冯骥才在文章中称赞《古董张》是“地道的”“津味”小说，因为作品“想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神有态端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状态”。此后，“文艺周刊”开始长期关注津味小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做出一次推动。1994—1995年，“文艺周刊”推出了“津味小说联展”，2002—2003年，组织了“津味小说撷英”，2005—2006年，将栏目冠名为“津味小说巡展”，2014—2015年，则是“津味小说甲午年赛”。也许可以说，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讨论，到底什么是“津味”，越来越复杂了，而这恰是一种好的状态，本身“津味”就应该是历史和当下共存的、能够感受到，却人言人殊的、多味杂陈的。因此，“津味”写作与其说是一种展现，不如说是一种寻找——可能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津味”。

　　“文艺周刊”在多年对“津味”的反复书写和研讨中，成为一处具有“养料”的“苗圃”——因为参与“津味”写作的既有成名大家，又有初露头角的新秀，他们虽对“津味”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并不妨碍齐聚“文艺周刊”,表达对天津和天津文化的热爱，这大概不是苗圃所能做到的事了，也因此，“文艺周刊”成为对一个城市的作家、文化源源不断提供滋养的“源头”。孙犁对“文艺周刊”的希望和要求，就此来看，是“超额”完成了。

　　五

　　“文艺周刊”在天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是耀眼的存在，作为“平台”和“抓手”，它始终参与着“文学天津”的建构。孙犁是把“文艺周刊”当作自己的苗圃的，他在漫长的编辑、写作生涯中，精心打理呵护，使“文艺周刊”有了浓厚的孙犁“气质”。至于这种“气质”是什么，可能还是孙犁描述得更形象：“作为内容，这片园地里，种植的仍是五谷杂粮，瓜果蔬菜；作为形式，这个刊物，仍然是披蓑戴笠，荆钗布裙……”难得的是孙犁入城三十多年，仍保持乡土本色；更难得的是，这种偏于“农民”和“朴素”的美学，竟然能够在大都市天津得到认可并延续，这个有趣的现象，可能是“现代中国”“文学天津”的隐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