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编辑大概有四五年时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便迎来了千期纪念，那是1983年。很荣幸，我参加了组稿工作，还将一些细节记在了编辑日志中。这段历史虽很珍贵，但因为参与者不多，所以并未留下更多的文字记载。2002年7月12日，孙犁先生病逝后的转天，文艺部同仁编发了一期怀念特刊，我写了一篇短文《从1000期到2000期》，对所经历的千期纪念做了回忆。
“文艺周刊”千期纪念，是一件特别值得关注的大事。这块版面，从编者到作者都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它所刊发的文艺作品，不仅见证了一批批文学人才的成长，而且为一代代读者留下了极为难忘的纪念。在千期纪念即将到来之际，主编李牧歌经过反复酝酿，制定出一套组稿方案，除去电话和写信联系的作者，重点稿件还准备到北京去约。大约是在1983年3月中下旬，我跟随李牧歌出差北京，先找到诗人张志民，又去找了刘绍棠、从维熙等人。回津后，我们又来到孙犁先生家，向他汇报千期纪念的组稿情况。
按照设想，“文艺周刊”千期纪念拟出两期专版，主要邀约与“文艺周刊”有过交往的作者与作家，请他们撰写文章和诗歌。孙犁听取了专版方案后表示认可。李牧歌说，我们还准备约华君武画一幅漫画，想请您替我们写封约稿信。孙犁点头同意，说现在就可以写。他取出笔和信笺，当即便给华君武写了一封约稿信，然后叮嘱说，这封信一定要派专人送到。
李牧歌看过信后又递给我。我记得信的大意是：对华君武的漫画非常喜爱，倘能在我们的刊物千期之时赐画，则可“光耀版面”。信虽写得简短，但“光耀版面”几个字令人印象深刻。这封约稿信，日后成为我给作家们写约稿信的范本。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李牧歌对孙犁说，“文艺周刊”能出到1000期很不容易，风风雨雨的，这次千期纪念的专版上，希望孙犁同志也能够写一篇文章。孙犁听后，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欣然应允。李牧歌很是高兴，她站起身来说，孙犁同志，谢谢您。希望您多保重身体。
这不是一般的约请，无论是对孙犁——他对“文艺周刊”所怀有的感情、执念，还是对此时身负重任的李牧歌，在“文艺周刊”将达千期之时，她期望得到孙犁的信任和支持。在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时间点，李牧歌的恳请与孙犁的答允，是对“文艺周刊”这块文艺园地的共有之情，是同代编辑之间的一种无间与默契。
“文艺周刊”从1949年3月24日创刊日开始标注期号，每周一期，但在“文革”的十余年间，改刊名为“尽朝晖”。1979年1月4日，“文艺周刊”复刊，接续上之前的序号，又经四载途程而至千期。谁能想到，这个千期行旅竟然长达三十四年。显然，这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纪念专版的组稿工作必须有序落实，不容有失。
1983年4月28日清晨，天降大雨。我在8点之前赶到报社，李牧歌已在办公室。纪念专版的文字稿件基本到齐，只等漫画这个“东风”。李牧歌让我给华君武先生打个长途电话，再问询一下画稿情况。因之前我已和华君武通过电话，说了漫画的事，所以华君武在电话中说：“你们约的画我已经画好了，今天便可以寄出。孙犁同志的信不要再派人专送，邮寄就可以了。”在电话中，我代表“文艺周刊”和孙犁先生，向老画家表达了谢意。
1983年5月5日和5月12日，“文艺周刊”连续推出两期纪念专版。第一块专版的头条位置，是诗人张志民的诗歌《“一千”颂》，右上便是华君武的漫画《硕果一千》，还有韩映山、刘绍棠、从维熙等人的文章。孙犁应李牧歌所写的《我和〈文艺周刊〉》，也登载在第一块纪念专版中。第二块专版，则刊发了方纪、李麦、阿凤等的文章。“文艺周刊”以专版形式祝贺出刊1000期，是一种新颖的尝试，也是办刊之旅中的一次小结。专版上的文章，倾注着对“文艺周刊”的真心爱戴，感恩文学为写作者带来的快乐，并引领他们走向多彩的人生。正因为读者与作者的支持，“文艺周刊”才有了这段非凡的旅程。
孙犁的《我和〈文艺周刊〉》发表后，影响很大。孙犁对有些人说他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认为是夸张的说法，只承认自己为“文艺周刊”看过一段时间的稿子，但他对这个版面是有感情的，也花费过一些时间，付出过一些心力。这是孙犁一种谦虚的说法。“文艺周刊”创刊时间不长，郭小川、方纪两位创办者便相继调离报社，孙犁却留下来继续耕耘，以刊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培养文学新人为办刊方针，在版面上不断推出新作者、新作品，在国内文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那一时期，孙犁先生写了《谈工厂文艺》《略谈下厂》《论切实》等文章，参加工人作者讲习班，具体辅导业余写作。他以编辑的责任心和作家的专业性，为作者讲解如何创作一篇好的小说，其细致、透彻、精准，真是竭尽心血、不遗余力，还未见过有哪位编辑或作家，为扶持业余作者下过如此的真功夫。同时，“文艺周刊”还关注到当时作为学生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人的创作，为他们提供版面，连续刊载他们的作品。孙犁对“文艺周刊”的贡献是数十年全情投入，如果没有当年的亲身实践，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对“文艺周刊”的那五点办刊希望，孙犁是中国报刊史上当之无愧的编辑典范，建树卓越。
1976年之后，孙犁虽不再坐班，但他仍是报社文艺副刊的一员，是编辑们的主心骨，他对“文艺周刊”倾注的感情超过了一般人。1979年，“文艺周刊”复刊时，编辑人员严重匮乏，他与时任总编辑石坚同志商议，调回了创刊时期的老编辑邹明、李牧歌夫妇，一位主持《文艺》（双月刊），一位主编“文艺周刊”，以期迅速恢复并建立起一支由新老作家组成的作者队伍，重现“文艺周刊”昔日风采，继续成为党报文艺副刊园地中的佼佼者。
“文艺周刊”千期纪念受到广泛好评，证明当时报社的人事安排极为正确。“文艺周刊”从创刊至千期可为一个时段，展现了这块园地的丰厚底蕴，奠定了不断发展并持续前行的坚实基础，所有曾任职的编辑功不可没。从千期起步，2002年8月8日，又是近二十年过去，“文艺周刊”出刊达到了2000期，这串极不平凡的数字，记载下又一段风雨兼程的办刊史。翻检那些已发黄的报纸，我们记起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刘绍棠、韩映山、阿凤、万国儒、董廼相、崔椿藩；丁玲、舒群、郭小川、方纪、田间、张志民、曼晴……这些与“文艺周刊”有着至亲关系的作家虽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作品，却留在了“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在文艺的百花园中，他们将永远活在读者心中，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们。
遗憾的是，在即将出刊2000期的前夕，久卧病榻的孙犁先生因病去世，未能等到纪念日来临的这一天。他再也不能听取我们关于“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方案的汇报了，再也见不到他参与创办的“文艺周刊”，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风雨之后，崭新的辉煌。
“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范围有所扩大，策划了相关系列活动。在版面上，仍延续了千期纪念时的方式，编辑了一期有两块版面规模的通版，文艺部编辑合力约稿，作者层面更为广泛，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东、云南，作家、诗人、学者，每一篇文章都饱含情义，表达不尽对“文艺周刊”的感恩之情。
这是一期可以载入新闻史的副刊版面，与千期纪念时的铅字印刷不同，数字化的排版技术，使得这期版面更加清秀、美观，图文并茂。多达十五篇的稿件、两幅贺画，倾吐的都是炽热真情。铁凝写了《我的感谢》，邵燕祥写了《祝贺与忆旧》，周良沛写了《“文艺周刊”与孙犁风格》。蒋子龙在文章中说：报纸上的一块文艺阵地竟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很可能创造了“中国之最”！单是这种韧劲，这份耐性，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功德，就值得称颂。这块园地圆了许多业余作者的文学之梦，也留有前人风范的沉淀，2000期，给历史以艺术的折射，给文坛以历史的投光。冯骥才也在文章中说：我在“文革”后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篇表述自己文学主张的长文《作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二十年来，我把自己各类文章包括小说、散文、文化随笔、脚本和艺术评论，不断地送到“文艺周刊”。我喜欢这块园地。因为，它是我和津门读者见面说话的地方。还有，我更喜欢“文艺周刊”的气质，那就是它文学的纯正性，即对思想深刻、情感真切、审美高品位的追求，“文艺周刊”成为《天津日报》重要的特色之一。刘绍棠的夫人曾彩美，在接受我的电话约稿时说：十九年前，刘绍棠为“文艺周刊”千期纪念，写了一篇文章《忆旧与远望》，对《天津日报》的远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与决心，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作苗圃，绍棠正是从这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希望《天津日报》坚持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代代相传。“文艺周刊”不但出版1000期，还要出版2000期、3000期……此外，从维熙、房树民、郭风、赵鑫珊、李贯通、孟伟哉、叶延滨等的文章，都对“文艺周刊”表达了真诚的敬意。尤其让人感动的是，有文章中还提到了李传琅、吴微哂等老编辑的名字，他们令人感佩的编辑风范与奉献，已经印刻在“文艺周刊”的史册上。
“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历史证明，这块文学副刊已经具有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从2000期继续前行，至《天津日报》创刊60周年、70周年时，“文艺周刊”都相继组织过纪念专版或是征稿活动，办刊历程中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是对这块园地的一次勉励与助力。
2024年是《天津日报》创刊75周年，与之同庚的“文艺周刊”，不仅也已有了75载办刊历史，而且出刊期数达到了3000期，这真是一个骄人的功绩。从1000期、2000期，到今天的3000期，这是一条报纸文艺副刊的成长之路、成熟之路、长兴之路。“文艺周刊”完成了一个创举，奠定了党报文艺副刊的深厚根基，郭小川、方纪、孙犁作为创办者，也是功臣，在新中国的新闻史册上，他们理应占有重要位置，而一代代编辑秉承“文艺周刊”办刊方针，始终延续副刊前辈创下的办刊风格与特色，使这个报纸副刊的文艺百花园，仍然盛开着馨香的花朵，滋养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与作者。
从1979年“文艺周刊”复刊始，我就在这里做编辑，与阿凤、董廼相、滕鸿涛、万国儒、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结缘、交友，这些从“文艺周刊”开启文学之旅的作家，自创刊初期便形成了副刊最牢固的作者队伍，我称他们是与“文艺周刊”结有血缘关系的作家，同他们交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1980年秋天，我随同邹明前往石家庄参加“荷花淀派”研讨会，结识了其中的一些作家。邹明是代表孙犁赴会的，会前与会后都向孙犁当面做过汇报。那次会议是十年浩劫后的一次重要聚会，与会的作家们十分兴奋，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人，每天晚上都要到我和邹明的房间里畅谈，他们同邹明就像亲兄弟般亲热，这种情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原来编辑还可以和作家结下如此情谊。那时，“文艺周刊”已经复刊，与之有过联系的北京、河北等地作家，见到了代表孙犁赴会的邹明，似乎有一种见到娘家人的感觉，他们尊孙犁为恩师，喜欢他的人品和作品，愿意聚集在他的麾下，尽管孙犁从未承认过这个流派。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如今在孙犁研究界，有研究者提出“‘文艺周刊’作家群”的新观点，这与较早前“‘文艺周刊’现象”的提法有相通之处，颇具新意。记得“文艺周刊”2000期纪念时，从维熙在《祝愿“文艺周刊”永葆青春》一文中写道：“一家市级报纸的副刊，在培养文学人才上，能有如此的辉煌业绩，在报界怕也是‘别无分号’了。而今，这批文学新军中有的人虽已离开了人世，但是他们的文学情结与文字情缘中，都滚动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精神因子——如果是排阵列队，他们都属于‘文艺周刊’的士兵，都会以曾经在这块沃土上耕耘和在这块园地上开花、结果为荣。”这样的说法是真实的、中肯的，符合历史的。
这是“文艺周刊”第一代作家留下的肺腑感言，正是得益于这样一支作家队伍，“文艺周刊”才有了今天的“3000之旅”。我的编辑生涯就是从这块版面启程，三十多年身处编辑一线，经历了从1000期到2000期的编辑全过程，是“文艺周刊”任期最长的一任责编。我存有的两本作者通讯录上，记录着不断扩大的作者信息，他们当中有作家、诗人、翻译家、学者，有军人、工人、农民，有创刊初期的老作家，也包括已有几十年情义的老作者，有本市的，也有全国各地的，山南海北，五湖四海。他们看重的是这块文学圣地，作为编辑，看重的则是他们对文学的追求与挚诚。
我的朋友圈里，无一例外的都是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是名副其实的作者圈，即使我退休之后，也与作者朋友们维系着感情，这是他们对“文艺周刊”至深的热爱。两年前，我参与建立了两个读者群，一个是孙犁作品分享群，一个是津味小说作者群。在这两个群里，大家品读孙犁、学习孙犁，每当“文艺周刊”刊登津味作品，我都会转发到群里供作者们分享，鼓励大家热爱读书，坚持写作。群里组织的“我与孙犁”丛书分享会、津味作家研讨会等活动，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这就是“文艺周刊”恒久的影响力，它仍然是读者与作者心目中的一片文学净土。
在“文艺周刊”出刊3000期之际，我回忆起一些编辑往事，它们是平凡工作中结晶的情感，是每一期版面上付出的心血，是永远不会逝去的一份初心……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的经历、作用毕竟有限，但同时我们个人的微薄之力，又会助燃这份事业，使之放射出圣洁的光芒。前不久，我写了一首诗《我想要的幸福》，刊发在《当代·诗歌》上，倾吐了自己对报纸副刊编辑工作的一番情怀：
我从阳光中寻觅金粒
从雨露中获取滋养
从风与雪中感知坚韧
从开怀的笑声和关爱里
获得满足与富有
为了拥有这份财富
我曾不舍昼夜地躬耕
岂止是挥洒汗水和辛劳
还有昂贵的青春和热血
这种付出不求回报
甚至从没想过要享用它们
没有，它们是不动产
是我整个人生的金矿
但当人老了，有了白发
回看身后的来路
我的心忽然间柔软下来
田园里那一片葳蕤的春花
正朝我微笑，是的
我曾经爱护开花的种子
一生都在亲近它们
现在，我可以站在阳光之下
看花丛中的蝶飞蜂舞
与欢快的溪水叙情
愿意去找知心的朋友聚会
坐在书桌前写些心语
过往岁月已熔铸为金
遍地秋光，真是价值连城啊
这正是我想要的——幸福
祝愿我们的“文艺周刊”春色常在，四季花鲜！
2024年10月26日
编 后
75载风雨兼程，《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迎来了3000期纪念。四分之三个世纪的赓续传承，前辈编辑们的辛勤耕耘，让“文艺周刊”桃李满园，百花齐放。1983年5月5日“文艺周刊”出刊1000期，孙犁先生在《我和〈文艺周刊〉》一文中，强调要重视培养青年作者、鼓励新人新作。“文艺周刊”一直传承和践行着这一办刊方针。2002年8月8日，“文艺周刊”出刊达到2000期，纪念版面上名家云集，忱忱祝福溢于纸上。22年过去，我们以四期专版纪念“文艺周刊”3000期，感恩无数新老朋友对“文艺周刊”的惓惓深情和殷殷勉励。
行程万里，初心不变，愿未来“文艺周刊”继续与作者、读者携手前行，再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