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14日，新中国第一辆吉普车在天津汽车制配厂试制成功

　　新中国成立之际，曾有人断言：共产党能打天下，但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搞不好建设。还有人认为，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能否管理和建设好城市，在打破旧世界后，建设好新世界，是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严峻考验。天津是我国解放较早的工商业大城市，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水陆交通枢纽。迅速恢复和发展天津经济，对党探索做好城市工作、实现国家财政经济根本好转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天津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带领全市人民认真贯彻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政策，变革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经济秩序，克服重重困难，使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发展，党治国理政实现良好开端。

　　把国民经济命脉

　　掌握在人民手中

　　解放前的天津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据点，也是官僚资本汇集之地。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是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内容之一，也是建立新经济秩序、恢复发展生产的重要基础。中共中央、中共华北局对天津工作高度重视，按中央指示，天津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在接管中严格执行“接收管理一切公共机关、产业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不同性质的接收对象采取不同的接收方法。

　　对官僚资本银行和金融机构包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36家进行接管后，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又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改为专营外汇及工矿信贷的专业性银行，从而组建起新的金融体系。对官僚资本工业企业，市军管会采取向职工群众宣布关于没收所有官僚资本企业的决定，讲明党的接管政策，严格做到不打乱企业原有组织机构，在此基础上建立国营企业，并依靠发动工人群众迅速恢复生产。全市共没收接管了天津钢厂、中国盐业公司、天津化工厂、东亚烟草厂等100多家官僚资本工业企业。经过努力，到1949年3月底，全市国营工厂全部复工。天津的官僚资本商业企业为数不多，市军管会共接管长芦盐业局、山西实业公司等39家商业机构和企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市贸易公司，下设纱布、粮食、煤铁、盐业、百货等各专业公司，初步形成了天津市国营商业体系。为稳定市场和保证人民生活，国营商业部门还建立了一些零售机构，在工厂、机关、学校中大力发展消费合作社。

　　为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市军管会按有关政策，收回了海关管理的自主权，对对外贸易实行管制。对外国资本家在天津开办的工商企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监管、控制、收购、征用、代管等方法，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外国资本在津企业的问题，使天津经济彻底摆脱了外国资本的操纵和控制。

　　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取消帝国主义特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大都掌握在人民手中，其所创造的财富和积累的技术，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国营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导力量。

　　调整“四面八方”关系

　　天津解放后，由于对党的经济政策和阶级政策还缺乏了解，一些群众认为，资本家是剥削阶级，旧社会压迫工人，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工人翻身做了主人，就应当像农村斗争地主分田地一样，斗争资本家、分资本家的财产。这种认识引发了多起分厂分店事件，造成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紧张。天津解放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一些干部对城市工作缺乏经验，对资本家表示“冷淡”，对工人群众的不合理要求也不予制止和纠正，在生产和销售方面只全力支持国营经济，资本家在生产经营上顾虑重重。但另一方面，私营工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在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1949年天津私营工业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占60.11%；1950年私营商业在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和纯商业机构批发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2.4%和64.01%。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不仅关系经济的恢复发展，更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提出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在发展国营经济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为传达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纠正对民族资产阶级“左”的偏向，4月初，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天津指导工作。在津的一个月，除听取市委和市有关部门汇报外，他还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宣传党的政策。针对天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刘少奇用形象的比喻提醒干部，不要犯“杀鸡取卵”的错误，要照顾到“四面八方”。“四面”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他认为这些工作做好了，生产就会发展起来。刘少奇关于“四面八方”的阐述是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高度概括，切中当时城市工作的关键，为天津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4月中旬起，天津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加强了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6月，市委作出《关于传达学习刘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提出在国营和私营企业共同发展的方针下，通过供应原料、提供贷款、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方式扶植私营工商业恢复生产，让资本家有利可图，还应有一定的政治地位。9月，天津市首届各界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对解雇、劳动纪律、工作时间、工资福利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此后，又相继建立了市政府劳动局和劳资关系仲裁机构。11月，私营东亚毛纺厂创建劳资协商会议，研究解决劳资纠纷。这一做法为调解劳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就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市委、市政府根据有关精神，适时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坚决打击投机，扶植正当工商业户，通过适当给予贷款、减少税收、供应原料、帮助打开销路、扩大加工订售、代购代销等举措，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使之迅速恢复发展。

　　打赢“银元之战”

　　“米棉之战”

　　天津解放后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地位还不稳固，城乡阻隔、商业和金融投机使物价大幅波动。为尽快恢复生产、稳定人民生活，新生的人民政权与投机资本展开了正面较量。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天津开展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斗争，上演了精彩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

　　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我国先后出现了四次全国性的涨价风潮。由于天津解放较早，物价波动早在此前即已出现。天津解放时，市场交易以金银为主，投机商人为牟取暴利，大量套购黄金、银元、外币，导致物价持续上涨。1月25日至4月9日，黄金上涨450%，美钞上涨11倍，布和面粉平均上涨了近300%。

　　为确立单一的人民币信用，减少游资对物价的冲击，市军管会在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即宣布国民党政府发布的一切货币为非法货币，人民币为法定货币，并公布兑换金圆券比价，禁止金银流通。又经公安等部门共同配合采取查缉、强制兑换、捉拿大户等措施，1月底2月初，银元开始退出市场，3月底金价与物价脱离。为加强对游资的疏导和各种证券的统一管理，6月1日，天津成立了证券交易所，颁布管理证券交易暂行办法，不久又创办了投资公司，使其成为疏导游资转向生产资本的媒介。经过与投机商人的反复较量，顽固的金银、外币黑市至1950年初基本肃清。

　　投机商人不甘心在金融领域的失败，将目标转向与民生相关的粮棉、煤炭等领域。在他们的哄抬下，天津等城市物价三日一小涨、五日一大涨。仅1949年7月4日至24日，棉布上涨76.99%，棉纱上涨109.5%，小米上涨206.8%，白面上涨122.3%。

　　天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与全国统一时间和价格抛售粮食、棉布及紧缩银根之外，还采取了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如制定纱布、粮食管理办法，由政府部门管理的粮食、纱布营业处和零售店直接供货，对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实行按片定点、按户凭证供应等。1950年4月，天津等城市物价比2月下降了15%，６月略有回升后趋于稳定。投机资本在这场经济战中一蹶不振，国营商业逐步取得了市场的主动权，国民经济步入了快速恢复发展的轨道。

　　为从根本上稳定物价，使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达到平衡，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同日发出通知，强调财政经济工作必须由分散向统一转变。市委立即组织认真学习并传达贯彻落实。4月17日，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决定》，要求坚决做到在全市范围内财政收支和调度统一。在统一物资调度方面，天津建立了全国性的粮食、棉花、纱布等国营贸易专业公司，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对涉及国计民生的主要物资进行调度，以实现供求平衡。

　　繁荣活跃内外贸易

　　为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天津市委、市政府对商贸流通高度重视。天津解放后不久，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津市信托公司和天津市贸易公司及所属的花纱布、粮食、煤铁、百货等专业公司相继成立。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贸易部门在扶植生产、稳定物价、调剂供求、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方面积极开展业务经营活动。市政府还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国营为主、私营为辅的流通体系，组织工业产品下乡和农产品采购。天津市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外贸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公用局、合作社及人民银行等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均由其统一领导。9月15日，天津市贸易公司撤销，各专业公司由相应的华北专业公司领导。其中，华北百货公司在天津成立。12月6日，天津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成立。这些机构和部门的成立，为保障物资供应、促进城乡交流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根据国家需要及本市工农业生产情况，天津还召开了专门会议指导企业生产、销售和经营，组织多种形式的物资交流活动。根据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提案，1949年11月4日至12月6日，天津举办了70余万人参加的工业展览会，参展厂商1700余户，展品1万余种。大量的粮食、棉花、肥料运进天津，天津生产的百货、纱布、玻璃等工业品大量销往全国各地。1951年10月5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主持下，为期45天的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在天津举办。展会规模盛况空前，购销总额3亿元，天津购销总值1亿元。

　　此后，华北地区第一、二届物资交流大会及天津物资交易会又相继举办。此外，天津还组织工商业代表团分赴外地参加交易会，推销产品并了解外地对天津工业产品的需求。

　　天津作为我国重要口岸，解放后对外贸易也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1949年3月，在市军管会对外贸易接管处的基础上，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成立。华北贸易总公司的对外贸易职能划出，华北对外贸易公司成立，下设进口、出口、储运、油脂、土产药材5个部，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在“自力更生、奖出限入”的对外贸易管理方针指导下，天津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的全面管理，积极组织专业公司开展进出口业务，扩大对外经济联系。

　　为扭转外贸入超，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把经营权限、计划审订、外汇管理和进口许可证制度结合起来加强对进出口的管制。进口范围由672项缩减到266项；出口方面，除花生等三个品种外一律免税出口。天津解放后十个月，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000多万美元，大大超过了1948年全年天津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总值。1950年天津口岸采取推销措施，天津进口贸易总值达2.3亿美元，出口1.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7.64%。1951年后，由于美、英、日等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对外贸易对象转为以苏联和东欧为主，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独立国家的贸易有所增长。1952年天津口岸重点转向出口，出口额达1.9亿美元，居全国第一位。天津不再是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通道，而成为新中国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支援全国经济建设的纽带。

　　实现经济全面恢复

　　1949年至1952年四年间，天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政策，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联系天津实际积极探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主要经济指标都有显著增长。与1949年相比，1952年的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80亿元，年均增长42.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99元，年均增长39.9%；市财政总收入4亿元，增加8倍多。

　　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9.71亿元，是1949年的2.7倍，高于全国增长速度。与全国各省市相比，居全国第四位。天津的产品在全国总产量中占10%—20%的产品种类，由几种发展为几十种，行销全国20余个省市。

　　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经过土地改革，加上规定最低收购价格和棉粮比价、兴修水利等政策及农业贷款的发放，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1949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仅为1.39亿元，1952年达2.73亿元。1949年粮食产量为23.28万吨，1952年增长到55.85万吨。

　　内外贸易创历史新高。与1950年相比，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7.37亿元，增长65%；天津口岸出口总值达到1.9万美元，增长25%。与1949年相比，1952年港口吞吐量达到74万吨，增长1.4倍；公路货运量达到1447万吨，增长38%。据统计，1952年天津各类商业机构发展到近5万家，经营着约6万种不同类型的商品。1950年纯商业机构批发额最高时曾占到全国的10.45%，进出口总值占到全国的17.51%，其中出口总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更大，达到21.48%。

　　交通运输建设成绩斐然。1951年全长85.6公里的塘沽、唐山间铁路复线建成；1952年10月17日，新中国第一座自主改造的大型海港——天津新港正式开港通航。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祝贺新港建成。京津、津塘公路整修，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177公里增长到1950年的5000公里。1951年至1953年，天津机场进行扩建，扩建后的机场跑道长2000米、宽60米，滑行道宽15米，可供60吨以下飞机起降，成为当时全国民航的大型机场之一。

　　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全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949年为151.43元，1952年达200.15元。社会购买力1950年为37.148万元，1952年增加到65.127万元。城镇居民储蓄1952年比1950年增加5.5倍。

　　天津解放后，面对旧中国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党的领导下，天津人民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使国民经济重获新生，成为全国恢复发展生产的先行地，为党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到建设工作重心转变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用事实证明了党既有能力领导人民取得政权，也有能力领导人民治国安邦。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一级主任科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