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
天津商会抵制日货的公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阶段。中共中央相继在天津建立中共顺直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河北省委等领导中枢，领导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天津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北方开展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所在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
□ 重建北方革命领导中枢
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领导下，北方党组织蓬勃发展，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方掀起了屠杀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遇灭顶之灾，大革命就此失败。而在北方地区广泛开展活动、策应北伐战争的中共北方区委，也早已成为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眼中钉。1927年上半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北京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有人被捕或被杀的惨景。4月，在帝国主义默许下，张作霖派兵突进北京使馆区，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至此，中共北方区委被迫停止工作。
面对反动势力的背叛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放弃革命理想。为继续发展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在各地重建领导机关，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顺直省委领导北方革命斗争，考虑到天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早传播地区之一，革命力量较为活跃，党在租界内开展革命活动比较容易隐蔽，因而将北方的领导机关设在天津。1927年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管辖工作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陕北等地。
八七会议后，为进一步加强对各地党的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领导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古、山东等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同时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管辖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管辖湖南、四川、陕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七省。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津召开成立会议，由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作为党中央三大派出机构之一，北方局的组建，对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恢复发展北方党组织、纠正北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团结队伍开展革命斗争起到重要作用。
1930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将顺直省委改建为河北省委，作为党领导北方各级党组织的跨省区的重要省委组织，省委机关仍然设在天津。
这一时期，党对北方工作十分重视，在天津为复兴北方革命运动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党的领导人蔡和森、刘少奇、陈潭秋等先后来津指导工作，特别是1928年12月，周恩来到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通过政治任务等决议，改组顺直省委，解决了党内问题，增强了领导力量，使党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扩大会后，顺直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队伍，领导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反动当局残酷镇压下坚持斗争，推动革命运动逐步复兴发展，天津一度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
□ 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在白色恐怖的严峻考验下，顺直省委、北方局、河北省委在天津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北方党组织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恢复、整顿，不断发展壮大。
发展壮大革命队伍。随着大革命失败，北方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党员数量由革命高潮时的3000人锐减至不足千人。顺直省委成立后，加紧联系北方各地党组织，整顿改造领导机关、恢复建立基层组织、指导巡视各地工作，积极推进北方地区革命事业发展。1930年年初，顺直全省党员发展到2000多人。1935年，重建后的北方局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先后恢复河北、陕北各级党组织，恢复组建山东、山西等地党组织，并与东北、察哈尔、河南等地党组织取得联系。1936年4月，北方局重组后，领导重建山东省委、山西省工委和河南省临时工委，晋鲁豫地区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北方局领导下，曾遭受错误打击和处理的干部得以平反，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出色的优秀分子被吸收进党组织，一批被关押的领导干部被成功营救，北方党的力量不断壮大。1936年年底，北方地区党员数量由千人左右发展至5000人左右，为北方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组织保证。
发动农村武装暴动。为贯彻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10月，北方党组织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京东玉田县，组建两万多人的京东人民革命军，发动秋收暴动，解除了县政府武装，一度攻占玉田县城。山东、河北等地先后发动陵县暴动、阳谷暴动、完县五里岗暴动等多起农民暴动。在1931年7月举行的平定起义中，诞生了华北第一支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同时创建了华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1932年，河北省委先后发动高蠡暴动、灵寿暴动、磁县暴动等农民暴动。尽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相继失败，但党在天津领导的北方革命斗争，策应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成为实践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重要探索。
坚持开展工人运动。在新旧军阀压迫和资本家剥削下，工人群众生活难以为继。为改善工人待遇，更广泛地团结无产阶级力量，党在严峻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开展工人运动，建立秘密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争取工人群众权益。傅茂公（彭真）等天津党组织的领导人秘密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通过举办“国术馆”等方式广泛联系群众，发展壮大工人力量。北平人力车工人斗争、天津地毯工人斗争、唐山华新纱厂工人斗争、临城矿工斗争、赵县轧花工人斗争、山海关铁路工人斗争……在党的发动领导下，北方各地工人斗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工人群众为争取改善待遇、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热情不断提高。仅1928年7月至1930年6月，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天津的铁路、纺织、电车等多个行业爆发约90起较大规模的工人斗争，给反动当局以沉重打击。
拓展文化战线斗争。在周恩来提议下，毛泽民等携带全套印刷设备来津设立印刷厂，秘密印制《红旗》《北方红旗》等党中央和顺直省委的刊物、文件和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北方宣传工作更加活跃起来。在顺直省委支持下，《工人话报》《士兵呼声》《青工小报》《好报》等进步刊物在天津出版发行，这些刊物向北方各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揭露镇压开滦五矿罢工、蒋日勾结等黑幕，在社会各个阶层产生广泛影响。1929年年底，党组织在天津领导筹建北方书店，该书店于1930年1月1日正式开业，出售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学术文艺书刊，积极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同时还发挥了情报机关和地下联络站的作用。同年，在北方局支持下，以进步青年文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左翼文化组织也相继成立，左翼文化运动开始在北方蓬勃兴起和发展。左翼文化工作者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抨击国民党政府反动腐朽统治，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如同一股清流，冲破了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的桎梏。
这一时期，尽管“左”倾路线的错误给白区革命力量造成严重损失，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及其领导的天津党组织多次遭到敌人破坏，但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党的政治影响力在人民群众中不断扩大。
□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北方各阶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奋起反抗日本侵略。针对日军侵占我国东北暴行，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河北省委于1931年10月3日和6日相继通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兵占据满蒙的工作决议》和《河北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满洲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动员党员深入群众领导开展反日斗争。在党组织领导下，天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纾国难”；北平学生组织抗日救国示威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其作出对日作战的决议；天津工人举行抗日反蒋罢工，成立“天津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发表抗日救亡宣言，组织动员工人进行抗日活动；各大城市开展反对日本经济侵略行动，各爱国团体向商会施压要求抵制日货，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63.8％，给日本的经济侵略以很大打击。为促进抗日武装发展，1932年河北省委和北方局先后派刘澜波等多名党员协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黄显声改造部队，通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严肃军队纪律，极大提高了队伍战斗力。
支援察哈尔抗战。1933年，在党组织支持下，吉鸿昌毁家纾难、购置军火，赴张家口参与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河北省委领导下，抗日同盟军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和党的基层组织，党员达到300人。在冯玉祥、吉鸿昌等指挥下，抗日同盟军先后收复沽源、宝昌、康保、多伦等察东四县，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的壮举。然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吉鸿昌返回天津后，一方面秘密筹备旧部兵变，组建抗日义勇军，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联络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决心的爱国旧军官来天津，接受党组织训练后，派往西北各省以及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建抗日武装。吉鸿昌开展的抗日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极大恐慌。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遭国民党特务刺伤后，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吉鸿昌就义前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表现出共产党人崇高的爱国气节。
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侵略者突破长城防线，华北门户洞开，平津形势危急。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形势变化，逐渐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抗日救亡斗争上来。1935年12月9日，在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支持下，北平地下党组织发动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举行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为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天津党组织在12月18日发动全市大中学生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成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发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通电，开展全市学生大罢课，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按照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示，平津两地爱国学生组建“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顺应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国内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中共中央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6年春，党中央委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系统批判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在北方局和刘少奇领导下，北方地区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北方党的工作有了基本转变。为了更广泛的团结抗日爱国力量，北方局还开展了对地方实力派宋哲元及其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的争取工作，引导青年学生喊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要求共产党员、民先队队员利用军训等机会同第二十九军官兵交朋友，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并组织学联、民先队、妇女救国会团体开展慰问活动，通过座谈会、联欢会、文艺演出等形式启发其爱国思想。经过多方共同努力，1937年1月，宋哲元公开声明，要尽军人之职，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土地和人民，表达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强硬态度，标志着华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北方党组织紧紧团结各方爱国力量，动员学生、工人、商人、军人等各界群体，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 铸就共产党人精神丰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权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枪口，北方党组织领导广大共产党员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为人民利益英勇斗争，彰显了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树立起永远的精神丰碑。
在风暴中坚守理想信念。面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广大共产党员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带领北方革命群众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奉系军阀疯狂镇压共产党，北方地区的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1927年8月，顺直省委所属党员2600名，到了12月，党员数量锐减到1204名。在革命低潮中，北方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守马克思主义真理，身处黑暗，仰望光明。李铁夫等同志因抵制王明“左”倾路线，遭到错误批判处理，仍然坚守革命理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党工作，展现出共产党人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在强权前站稳人民立场。在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北方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城市斗争，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运动，组织工农群众为维护切身权益同资本家和封建地主进行斗争。1929年3月，天津铁路工人举行了抗议集会、罢工等活动，天津其他行业工人也相继开展罢工；1926年、1933年，河北石家庄大兴纱厂爆发工潮；1935年至1937年，山西阳泉保晋公司二、四矿厂的工人多次举行大罢工。1928年春季，天津党组织带领农民开展同地主恶霸李荩臣的斗争；同年秋，唐山滦县和丰润县的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枪毙了恶霸李殿杞、李殿桓；1929年年底，磁县党组织带领农民发动反封建反压迫斗争，迫使当地国民政府和地主取消了“插耧应差”等苛捐杂税。这些斗争运动使广大工农看到了团结的力量和胜利的曙光。
在逆境中发扬斗争精神。在革命斗争的严酷环境和复杂局面下，北方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始终在逆境中坚持斗争，摸索前行。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彭真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被关押在河北省第三监狱。面对监狱当局的虐待和迫害，狱中党员成立监狱党支部，开展集体绝食抗议，对军警说服教育，向记者揭露狱中残酷境况，迫使监狱改善了政治犯待遇，一系列狱中斗争淬炼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红军长征开始后，北方党组织同党中央失去联系，活动经费极度紧缺，甚至面临挨饿、缺衣、受冻、疾病等困难的严峻考验，然而党组织屡遭破坏后仍重新奋起，坚韧地进行战斗与生存，河北省委成为十年内战时期党在白区省委组织中的硕果仅存者。
天津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北方革命的领导中枢和指挥中心所在地，对坚持和发展北方革命运动起着关键性作用。这里燃烧着革命星火，照亮奋进者的前行之路；这里矗立着英雄身影，成为激励后来人的不朽丰碑。这座城市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与英雄业绩，如同永恒的烙印，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地方党史资料征集处工作人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