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虽说有些老规矩实则是“潜规则”的代名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但也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有的甚至管住了贵族的嘴、皇帝的手，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

　　以前在豪华酒店吃吃喝喝的，非官宦即商贾，升斗小民是无钱这样奢华消费的。但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豪华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宋朝有一个老规矩：“官员不入酒肆。”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据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宋真宗时的太子谕德（官名。唐、宋时置为东宫官，有太子左、右谕德，简称谕德）鲁宗道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附近的仁和酒店招待，混迹于士绅豪客之间，躲躲闪闪。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谢罪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实话实说，认罪态度又好，差点儿被罢官。

　　宋朝还有一条老规矩，就是王公贵族“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意思是当权者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佳肴，旨在防止横征暴敛。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有一次病了，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补身子，但寻遍京城，一无所获。愁眉不展之际，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家里也许有，便对吕夫人说：“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吕夷简家果真有，吕夫人回去后，赶紧把糟淮白鱼送至宫中，了却了皇后的这桩心愿。可见，一个不显眼的老规矩，只要执行得好，就能管住哪怕是至高无上如皇帝的嘴。

　　宋朝执行时间最长、执行效果最好的老规矩，便是那个人人熟知的宋太祖的誓词：“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据南宋陆游的《避暑漫抄》记载，建隆三年，宋太祖于太庙寝殿的夹室立下一碑，上刻三行字，一曰“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曰“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是为“誓碑”。“誓碑”的核心内容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尽管这条誓词不过是制度与法律之外的一则祖宗家规而已，但它却比任何政策法律都执行得好，宋朝前后三百余年，的确鲜见对文人士大夫和批评朝政的人开刀，甚至多次因为这条老规矩而朝令夕改，刀下留人。

　　宋神宗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希望通过改革，来实现宋王朝的崛起和振兴。但当他的“熙宁变法”措施在全国铺开之后，却遭到了一些士大夫、特别是苏东坡这种“意见领袖”的反对。当时，苏东坡在地方工作，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特别是“青苗法”在执行中严重走样，损害了百姓利益， 他便多次上书提意见。然而，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进不同意见，而且对苏东坡提意见内心不快。于是，御史李定、舒亶以苏东坡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弹劾他，苏东坡因此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在入狱的百天时间里，李定、舒亶等人不断向宋神宗提交苏东坡诗文中的“罪证”，最后几乎按罪当诛。就在屠刀即将举起之际，宋神宗猛然想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最后只好强压内心的怒火，主动说服御史，把苏东坡贬官降级了事。苏东坡也因这条老规矩，从黄泉路上捡回了一条性命。

　　帝制时代，皇帝也是最高法院院长，杀人和赦罪之令，都得他签字才能生效。据南宋高文虎的《蓼花洲闲录》记载，宋神宗因陕西与西夏交兵失利，追究责任，要斩首一漕运官，而且已经签好字，安排立斩。第二天上朝后，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我昨天批出的斩首令是否执行？”蔡确说：“没有。”宋神宗奇怪地问：“有何疑问？”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神宗沉吟良久，终于收回斩首令，免了漕运官的死罪。

　　宋朝不仅主张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而且这一免死的“丹书铁券”还辐射到整个读书人群体，成为士子们的“护身符”。宋仁宗时代，四川举子向成都知府献“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的反诗，宋仁宗听后，不过一笑了之。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说明人要有敬畏之心。宋朝这些老规矩之所以一以贯之，倒也不是这些祖宗的规矩果真比政策法律还威严，宋朝皇帝在自己需要时，改变祖宗规矩常常是毫不犹豫的，像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的“熙宁变法”，都是对老规矩的改弦更张。之所以“不杀士”，不过是这些锦衣玉食的皇帝，还心存一丝敬畏罢了。而一个手握生杀大权又没有监督的皇帝，一旦缺乏敬畏，私欲就容易战胜公德，邪恶就容易战胜正义，冲动就容易战胜理智，头脑发热之际，势必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历代暴君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