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诗人林希

　　一张家乡的报纸 一份浓浓的乡情

　　离开天津十几年了，但我依然保持着读报的习惯，每天下午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天津日报》网站，看前一天出版的报纸。

　　一张家乡的报纸，就是一份浓浓的乡情。本来我也关注过中国其他城市的报纸，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如《天津日报》亲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刚亮，枪炮声渐渐地停了，我跑上街头，去看解放军进城。天津市民虽然没有组织什么欢迎仪式，但大家的目光中流露出的友善情感看得出来，人们在庆贺黑暗旧世界的终结。17日一早，我走到街上，一声“天津日报”的吆喝声吸引住所有路人的注意，“解放军的报纸”出版了，人们纷纷跑过去抢阅，我自然也得到了一份。不过遗憾的是，这份《天津日报》创刊号后来遗失了，如果保存到今天，应该是我家的“镇宅之宝”了。

　　随后不久，《天津日报》发展通讯员，我报了名，很快收到通知，我被录取了。当上《天津日报》通讯员，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去听报社的社长做报告，地点在美琪电影院。我的第一篇习作，发表在1950年《天津日报》副刊上，那时我15岁，可风光了，连我们学校的校长都知道了，还得了8角钱稿费，买了一支名牌“关勒铭”自来水笔，平时插在小口袋上，在校园里“招摇过市”。从此，我成了《天津日报》副刊的骨干作者，我可没少给文艺部投稿子，发表的虽然不多，但那时编辑退稿时都会附上退稿信，提出对文章的意见和建议，对我提高文字能力有很大帮助。

　　1955年，我受到政治运动株连，离开文学岗位去工厂劳动。1979年拨乱反正，我虽然得到平反，但1955年的“问题”还扣在头上。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编辑朋友，在我的所谓问题得到平反之前，他们就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我的诗歌。

　　回到文学岗位之后，与日报副刊的联系就更多了。四十多年来，我给日报副刊“满庭芳”和“文艺周刊”写稿，真是一发而不可收。日报副刊的骨干作者，许多是我熟悉的朋友。在日报副刊的版面上，我与老朋友时常聚首，轻声细语地说着生活中的种种感受。日报副刊更让我结识了许多有见识、有文采的新朋友，他们的文章，开阔了我的知识视野，体验到时代进步的脉动。

　　（林希，1935年出生，著名作家、诗人，曾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服饰文化专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华梅

　　在时代潮流中闪耀自己的光芒

　　我比《天津日报》小两岁，从咿呀学语时就开始读这四个大字。那时全家人包括父母兄长每天必读《天津日报》，直至现在我们全家爷孙三代也每天读，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

　　我是《天津日报》的长期读者兼作者，首次发表文章是在1982年2月3日，文章题目是“鱼灯”。从那时起，我便与《天津日报》副刊的编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只不过，原来的先生们都比我岁数大，是我的师长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好多知识，尤其是报刊文学的真谛。多少年来，新闻性、知识性、可读性始终印在我头脑中，而权威大报的文艺副刊则有着独特的艺术性和文学性。主流意识加上热门话题，深奥的真学问和满满的正能量，“满庭芳”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

　　别管是养花还是植树，若想让它永远充满活力，就必须有不断涌现的新的叶与花。庆幸的是，《天津日报》“满庭芳”的一任任编辑总能保持这种定力和激情。定力是保持大报风格在如此快节奏、碎片化阅读习惯的大环境中始终站得住，走在时代前沿却又不是随波逐流，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很难。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在纷繁之中屹立不倒。

　　守正创新，又不固守陈旧，符合时代精神并尽可能适应青年人的新口味。“满庭芳”做到了，线上的“昊文艺”紧紧抓住新一代读者的时间观念与阅读方式，纸媒网媒结合，方能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中闪耀自己的光芒。

　　愿《天津日报》永远年轻，“满庭芳”迸发新香！

　　（华梅，服饰文化专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老读者阎晓明

　　从《天津日报》上“认识”外祖父

　　“提起《天津日报》，我和它缘分不浅，甚至有一些特别的故事与情感。1958年，我7岁，在鞍山道小学读书，当时天津日报社位于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经常路过，我总会站在报社门前向里张望、向上仰望，觉得那是一处神圣的所在。当时并没想到，《天津日报》日后会成为我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伴侣’，伴随我成长。”年过七旬的阎晓明讲述起他与《天津日报》的往事。

　　阎晓明的母亲是烈士于方舟（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的独生女儿，关于外祖父的一些事迹，阎晓明还是从《天津日报》上获知的。“1961年8月18日，我母亲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回忆父亲于方舟的二三事》的文章，我读了不知多少遍，都快背下来了。”阎晓明说道。

　　“在1926年底到1927年初，同志们在生活上遇到极度困难。虽然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又处在帝国主义迫害、军阀摧残的困难境遇中，但父亲没有一点畏惧和退缩，更没有一点怨言，他从革命事业的进展中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和幸福。”阎晓明轻声诵读着，“后来，我经历了10年大漠拓荒的艰苦岁月，正是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才扛住了那些难以想象的饥饿和极重的体力劳动。”

　　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阎晓明两次收到母亲邮寄的《天津日报》：《我的父亲于方舟》载于1983年1月16日，刘格平的《忆于方舟》载于1988年1月14日，分别是于方舟牺牲55周年和60周年的纪念之作。“此前，《回忆父亲于方舟的二三事》的剪报已被母亲粘贴在一册硬皮笔记本的扉页。我按母亲的粘贴方式，将这些回忆外祖父的剪报逐一收入到日记本里。现在，这册剪报已交给我的女儿珍藏、传承。”阎晓明说。

　　1991年，阎晓明调入天津电视台工作，不久后，《天津日报》报告文学栏目的主编王道生老师和报告文学作家戴逵贤，请阎晓明将《天津日报》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拍成电视作品。他成为大型电视报告文学《人间正道》的导演，从《天津日报》的读者变成合作者。

　　老通讯员章用秀

　　在副总编辑办公室赶稿子

　　“我跟《天津日报》的情缘太深了，算半个日报人。”77岁的章用秀动情地说。从1974年在河北区委工作开始，他就成为《天津日报》的通讯员，从事专职报道工作。后来，章用秀担任河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台办主任，工作始终与《天津日报》密切相关，在日报各个版面都发表过新闻报道、文史心得和理论文章等，50年来笔耕不辍。

　　“新闻报道尤为注重时效，作为日报的骨干通讯员，我那时候常常是上午采访，中午写稿，下午四五点钟赶往报社交稿，有时一待就是半天，很晚才回家。可以说‘长’在了报社。”章用秀回忆。

　　经过一段时间锻炼，章用秀的新闻敏感性越来越强，写作技巧越来越纯熟，很多报道出奇出新，收到良好效果。“一些介绍区委、区政府工作的稿件通常不是很有可读性，如何把这类稿件写得生动，让读者爱看，我动了一番脑筋。有一次，我以‘书记抓厕所，区长管买煤’为题，报道河北区党政负责人现场办公解决居民困难的新闻，在写法和切入角度上的创新获得报社老师们称赞。”章用秀说。

　　章用秀还有一个身份——文化学者，至今他已出版100多部专著。起初写这方面的文章，他还有些顾虑，怕别人说不务正业，耽误本职工作。“当时如果没有时任天津日报社副总编辑朱其华的鼓励与支持，我这条路走得不会这么顺利。”章用秀回忆，“1979年，我在《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介绍津门书画家梁崎的文章，反响很好，但是否要继续写此类文章，我很犹豫。朱老对我十分鼓励，说天津书画家不该被埋没，日报也需要这样的文章。”之后，章用秀又为李鹤年、姜毅然、刘维良等老一辈书画家撰写文章，评述他们的艺术成就，弥补了近代以来天津许多有成就的书画家在文献上的缺失。

　　提起朱其华，章用秀还讲了一个小故事。“1982年，书法家吴玉如去世，得知这个消息后，朱老就让我赶紧写一篇纪念文章。由于时间较紧，朱老让我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写，1000多字，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当场写，当场交，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章用秀回忆道。

　　事实证明，章用秀的“一心多用”，不但没有影响他的发稿质量和数量，还闯出了另外一片天地，在文史研究领域著作等身、越走越远。

　　“女版史铁生”、副刊作者李仙云

　　找寻人生意义开始文学创作的“娘家”

　　李仙云曾说，她和史铁生的命运极其相似。17岁那年，记忆中一个日暮烟霞的傍晚，她不慎从山崖滑落，摔成重伤并导致高位截瘫，再也没有能站起来。从生无可恋到通过文学完成自我救赎，多年后成为《天津日报》副刊的作者，再到成长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李仙云说，《天津日报》是她找寻人生意义并开始文学创作的“娘家”。

　　2016年8月，《天津日报》副刊“满庭芳”刊发了一篇题为《一次难忘的拜访》的文章，这是李仙云在《天津日报》的处女作。全国各地的文艺爱好者和作家朋友纷纷向她表示了祝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李仙云说，《天津日报》的“满庭芳”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文艺副刊，能有机会刊发文章，让她一下子得到了众多写作爱好者的羡慕，她形容当时自己如同“做梦”一般。

　　“日报的老师对我说，我的文字很能打动人，能看出我积极阳光的心态。” 稿件刊发四五天后，李仙云就接到了来自《天津日报》副刊编辑热情的约稿电话，正是这通电话点燃了李仙云心中的文字热情，此后她拿起笔开始书写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生百态，原本桎梏于轮椅的遗憾人生焕发了绚烂的色彩。

　　几年来，李仙云孜孜不倦地坚持着，在“满庭芳”版面刊发了三十余篇散文，同时她的文章也登上了《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意林》《中国女性》《人民周刊》等多家报纸和期刊，至今共发表作品1000余篇，多次在各类征文比赛中获奖，一路从太仓作协到苏州作协，如今已经成为江苏省作协的会员。

　　“虽然我坐着轮椅，但我的丈夫和儿子都以我为荣！”李仙云自豪地说。她的家人都非常支持她的写作，正是阅读与写作，陪她度过了一个个如同“暗夜行山路”的人生坎途，也唯有写作才能使她精神愉悦，心灵得到滋养，有机会把所思所想倾注于笔端，也让她不断超越极限，收获美好灿烂的人生。

　　凉山受助彝族青年苏正民

　　接过“记者阿姨”的接力棒

　　2014年的夏天，一个皮肤黝黑的彝族少年独自越过山川，徒步数公里又转乘绿皮火车从村子来到了县城的网吧，凭借着在初中计算机课里学到的一点操作，搜索着关于“天津日报”的新闻。生活在没有网络，电视都很稀缺的小山村，他太想看看这份帮他重回校园的报纸长什么样子了。

　　少年叫苏正民，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的一个贫困小山村。2013年年底，苏正民15岁，父亲因病去世，家里欠下十几万元的外债，不忍母亲背负巨大经济压力，他忍痛辍学，觉得“人生看不到一点希望了”。2014年年初，《天津日报》记者张俊兰得知他的情况后，帮助联系了爱心人士，资助苏正民和妹妹每人每年2000元（读大学后每人每年3000元），让他们继续读书。

　　苏正民此后得知，张俊兰自1997年第一次走进凉山采访后，因感慨凉山孩子艰苦的求学环境，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在报社的支持下，一直坚持对凉山贫困孩子的帮助，并成立工作室，引导社会各界先后帮助了数以万计的凉山贫困孩子和孤儿。

　　2017年高考，苏正民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成为乡里第一个考上“211”大学的学生。

　　苏正民说，感动于《天津日报》和张俊兰的大爱，他一度想当一名记者，虽然未能如愿，但苏正民却在公益方面接过了张俊兰的“接力棒”，近年来致力于联络爱心人士资助凉山孩子。

　　从大学起至今，苏正民共献血48次。还曾经一周做8份兼职，并用兼职收入资助了3名贫困学生。2019年他在学校发起了“凉山阿依助学计划”，先后有284位师生参与，累计资助了141名凉山的学子。2021年，苏正民又成立了阿依助学专项基金和志愿服务队，会聚了500余名青年，为凉山筹集1099591.45元公益资金，筹集图书4万余册，建设了6所乡村书屋……

　　“我从张俊兰记者阿姨身上看到，一个人可以活得充满光明和价值。《天津日报》是照亮我人生的一束光，我也将用我的整个人生追寻并最终成为那束光。”这个皮肤黝黑、个头不高的彝族小伙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