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意识形态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视野进行战略定位，指出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在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诸多因素中，认同问题始终居于重要位置，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质是认同层面的危机挑战以及意识形态间的认同竞争，对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态度程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安全基础。认同具有主体性和可塑性，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需关注客体即受众的核心需求。检验意识形态工作是否落实到位、有所成效，关键要看主流意识形态凝心聚魂的价值引领和功能发挥的效果。意识形态建设须关注受众对象的内在反应，其中认同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意识形态认同程度及趋向的标准考量，是判断意识形态工作效果的重要标尺。
认同度反映了意识形态满足民众需要的程度。意识形态在表面上是以思想、观念或精神层面的抽象存在，但它之所以能对民众产生吸引力、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则是因为其包含着根本意志和利益支撑，具有实践性、现实性的特征。首先，意识形态反映和表征国家社会的发展需要和精神追求。从形成根源来看，主流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引导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发展状况的功能发挥来影响和争取、引导和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认同。从意识形态运行规律考察，民众一般是在自身利益需求不断得到反映与满足的状态去完成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接受、认可，其认同度受到共同利益和现实发展的间接驱动。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需关注客体即受众的需求。只有当意识形态立足日常生活世界，贴近民众实际生活，与其利益、愿望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时才能真正发挥整合社会心理的效应。其次，夯实意识形态认同得以实现的利益支撑。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确保人民群众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才能厚植民众对于国家发展模式和制度的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在方法、内容和形式上满足社会成员对于共同利益的需求，才能得到人民发自内心的理解、支持和认可。
认同度体现的是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程度。内化是认同的客观过程，认同作为个体意识在心理情感层面的表达呈现，具有主客体之间互动性、塑造性等客观特征。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由基本认知到逐步消化再到接受转化的内化过程，是判断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维度。第一，认知是内化的前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能力影响其认知水平及认同程度。能否全面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及核心构成，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根基，这是反映社会成员意识形态认知水平的重要依据。第二，消化是内化的关键，将主流意识形态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与自身既有的认知结构实现交互并转化，是反映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环节。个体通过认知获得的观念内容往往处于初始的感性阶段，不能决定其最终的认同程度，只有通过一定的渠道媒介从感官到心理逐次深入，辅助民众将主流意识形态核心内容加以理解共鸣并自主消化，才能作为其理性认识的内容客观体现于意识形态认同度的考察衡量中。第三，接受是内化的目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是其内化程度的最终体现，显示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认同度。判断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否，既要看是否将主流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共同利益目标以个体理想信仰的形式进行确立升华，又要从行为活动方面具体考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外化，从而由内而外地科学评价民众对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所处不同的内化阶段能够体现出个体意识形态认同的程度差异。内化不是盲目地服从接受，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标准作为转化基础。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识、消化能力和接受程度所存在的层次区别，关乎其自身思想观念、信仰信念、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吸收内化抑或消解分化，最终将以意识形态认同度的结果差异得以评价呈现。
认同度关系着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奋斗目标。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服务全社会共同的奋斗目标的实现机理，本质上是通过民众社会心理塑造社会精神面貌的过程。具体来看，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有利于破除社会层面的信仰危机，从而树立共同的理想目标，进一步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以科学理论形成指导整合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强大凝聚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治国理政思想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清晰表达出来，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支持和强烈认同，也激起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起到了凝心聚力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是抽象的概念符号，而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把民众的需求转化为政党的理念、目标而制定的符合实际的施政方案，是人民群众置身其中、共建共享的奋斗路线图。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动员、团结新时代的每个中国人为实现国家发展的美好前景而奋斗，至信而深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有经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认同为基础，才能转化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
广泛认同为赢得民众的信任奠定深厚的情感基础。意识形态认同作为民众心理层面的主观反应，不仅包含理性层面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契合，并且涉及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召和情感共鸣。其一，情感共鸣能够为个体和意识形态之间提供缓冲的保护带，从而获得其对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坚守。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有利于培育民众对于国家和社会积极稳定的正向情感。认同为个体提供着客体认知的积极情感因素，能够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驱动个体以自觉主动的态度把握事物的本质及规律，进而在探索和深化真理性认识的同时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感知。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有利于化解民众的消极情感，更好发挥其催化驱动的正面效应。情绪情感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波动，产生不同的调节作用。意识形态认同是建立在理论的彻底性、真理性基础之上的，因而成为抵御消除民众误解的根本力量。实际上，民众对于共同理想、价值观念等内容的接受认同，必然在情感上产生对相应意识形态的信任与亲近，对其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产生价值感和归属感，进而形成建设共同理想家园和精神世界的持久动力。其二，共同的情感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生活基础。意识形态是对一般社会成员的利益、愿望和生活关系进行提炼的个体性观念，它一经产生就具有整合、重塑社会心理的作用，并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思想共识。只有当主流意识形态与普遍的社会心理相适应时才能发挥其价值引领、凝聚共识、维护民众利益的功效。主流意识形态要有效地整合社会，需从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转向普通大众的微观具体生活，通过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听得懂、记得住、信得着、用得上”的深切体认中不断提升民众的信任感和信赖度。从政治思想理论转向日常精神世界，与社会大众的现实感受、生活理想、价值期待统一起来，逐渐转化为大众日常生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以为群众利益不懈奋斗的实际行动与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的同时，群众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过程中形成了对党的情感认同，从而在内心深处接受党的思想主张，深植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作者分别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8YJC810003），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BXG19-00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