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郑永年、杨丽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9月出版。

　　推荐理由：如何讲好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如何让西方理解、接受、认同中国模式及价值？……这需要一整套有效的叙事结构与方法论。

　　作者围绕“中国叙事”主题，开宗明义地讲述中国叙事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方法论的宏观思考，进而层层递进揭示中国话语的本质，深入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关键点、目前中国叙事存在的困境等，由此来启发读者，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叙事的常识基础，明晰把中国方案说清楚、讲明白的关键点，以及当下存在的问题与难点，更好地运用中国智慧、传递中国经验、模式、规则、理念，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提升软实力。

　　“中国为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内部这些年也在讨论“何为中国”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中国的内部认同问题和“中国”形成过程中那些恒定的因素与变化的因素。而国际层面的讨论似乎更具哲学和理论意义，即要为中国定性──中国代表的是一整套什么样的价值系统。

　　就我们自身而言，如果“读懂中国”主要是帮助世界读懂中国，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自己读懂中国。但这个问题恰恰是人们所忽视的，因为很多人假设我们是懂中国的。如果我们越讲，人家越不懂，那么就表明我们讲故事的内容或者方式是有问题的。固然不管我们如何讲故事，外在世界的少数人，尤其是那些坚定的反华人物，总是“不懂”，但这一解释并不适用于大多数人。如果我们讲的故事为外在世界的大多数人所听懂和接受，那么这些少数人的“不懂”也就不重要了。故事没有讲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讲故事者本身没有“读懂中国”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近代之初，中国实际上是从“读懂西方”开始的。那个时代，因为封闭、落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我们挨打，所以我们迈开开放的第一步就是读懂西方。就是说，尽管近代以来的第一波开放是被迫的，但就我们自己而言，这一波开放就是从读懂西方开始的。第二波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这一波开放是主动的开放，但实际上也是从读懂外在世界开始的。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近代以来帮助我们读懂西方的作品，无论是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品还是中国学者自己写的介绍西方的作品，一版再版，就是一种具体表现。在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照理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优越的条件来同时读懂世界和读懂自己。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读懂世界还是读懂中国，我们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读懂中国，那么如何帮助外在世界来读懂中国呢？

　　我们更需要帮助自己读懂中国。有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对我们中国本身的理解还是有欠缺的地方。近代以来的主流是西方文化，一开始我们用了大量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做中国研究。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失去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文化。西方叙事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这些都是建立在西方实践经验之上的。简单地用西方叙事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很难把中国故事讲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的西方依然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世界舆论场。如果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这便涉及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在读懂中国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解释中国。如果说现在读懂中国的效果还不够好的话，那么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把中国解释好。在笔者看来，读懂中国的核心目标其实是确立以中国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西方的强大，核心不仅是经济总量大、经济技术强，而且在于他们创造了一套建立在自己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因为这套知识体系能够解释西方是如何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西方人所讲的西方故事就很容易被非西方读者接受。近代以来，最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便是“知行合一”理论，就是所有理论都有坚实的经验基础，是可以验证的。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那么随着经济的强大，也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解释自身行为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是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的终极工具。在早期，很多学者往往简单地搬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发现和指出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现象，因此学界不乏批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努力，更有学者一直在提倡和呼吁要建立中国学派。然而，迄今确立“中国学派”依然是一种理想，除了“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努力，人们少见“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努力。

　　一句话，“解释中国”是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最有效方法，而“解释中国”于我们来说还任重道远。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的说法，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对“社会事物”的研究，包括对实践、政策等社会现象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的实践就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术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研究的积累。学术的核心是概念、理论和原理。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实证社会科学中，几乎所有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对实践（包括政策）的提炼。我们可以举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例。这是一本最为经典的政治学作品，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基础就是古希腊各个城邦所实行的不同的政体或者政治制度，他经过比较分析，构建出一套理论。西方整个政治学体系都是建立在不同的政策或者制度实践之上的。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英国当时国家形式的反映，洛克的《政府论》也是。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概念和理论。从经验来看，实践（包括政策）总是先于概念和理论而存在。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事物”的解释。

　　对自然界各种存在的解释构成了科学或者纯理论。在这方面，中国和西方表现不同。传统上，中国所发现的自然现象也不少，但我们少有解释这些现象的纯理论，因此我们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纯科学。我们的文化强调实用和应用，但对与实用和应用无关的纯理论不那么感兴趣。西方则不同，西方文化不会停留在发现自然现象，而是还要追究自然现象出现的理由，这导向了西方的纯科学。

　　在社会科学上更是如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有详细的历史记载。正因为如此，中国产生了大量的史学家。但在读二十四史和其他伟大历史著作的时候，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那么丰富的历史记载和材料，却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呢？中国方方面面的实践实在太丰富了，但这些实践并没有被提升为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

　　但是，社会科学家光解释“社会事物”还不够。社会科学家不仅仅是分析社会事物的工具，还有其自己的价值观，根据其价值观去塑造社会。因此，马克思认为，哲学家的两大任务便是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

　　正因为这样，一不当心，社会科学家就会构建出各种不同的“乌托邦”，希望能够在人间实现符合其理想的社会。所谓的“乌托邦”就是没有现实可行性的。人是一个道德个体，充满情感和知识想象，构建乌托邦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尽管乌托邦在一些时候助力人类的进步，但人类社会上大的乌托邦运动则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例如，自由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但发展到今天，新自由主义本身又变成了另一个极端的乌托邦。

　　如何避免乌托邦？我们可以引入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概念。人是社会性动物，人有立场和观点受制于文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因此人很难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是在解释“社会事物”的时候，必须尽最大努力来实现“价值中立”，否则就如我们平常所说，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总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把社会科学家和其所生活的社会与世界的关系比喻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根据其所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把病人医死。如果病看好了，表明医生的知识是对的，经验足够。但如果医生医不好病，那么医生只能说自己所学的知识不够甚至不对，或者自己经验不足。没有医生会说，医不好病是因为病人的病生错了。

　　但今天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却认为“病生错了”是存在的。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来解释社会现象，解释得通的时候，可以说其掌握的知识是有效的，解释不通的时候，则不能说社会现象是不对的，只能说其所学的知识不够用了，需要新的知识。但很可惜，一些社会科学家在解释不通社会现象时，往往认为是社会现象本身出了问题，而自己的知识没有问题。

　　这绝对不是说社会科学家只解释“社会事物”，承认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存在有其理由，但有理由并不意味着合理。社会科学家是社会人，是道德体，他们诊断社会问题（例如自杀和他杀问题、一项政策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巨大政府工程对社会的影响等），需要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像医生要把病人的病医好那样。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社会科学是近代欧洲的产物。从社会科学的建构来说，有两点是相当清楚的。第一，基于“价值中立”之上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所有有效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对“社会事物”的分析。近代以来流行各种“主义”，但它们一开始都是基于实证之上的研究，而非“主义”。一旦成为“主义”，那么就成了意识形态。第二，“社会事物”是变化的，对“社会事物”的解释也需要变化，解释、再解释构成了社会科学创新和发展的巨大动力。

　　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之上。中国的崛起必须伴有自己的一套能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没有这样一套知识体系，不仅自己不能读懂中国，更难帮助外在世界读懂中国。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读懂中国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